編者按：本期周一談治學選編吳曉明教授的文章《論黑格爾對形式主義的批判》🙆🏻。為大家呈上的不僅是一篇學術文章，更代表一種學術精神👨🏻‍🦽🧑‍🧒。正如文中所言🧔🏿‍♀️：要擺脫浮薄空疏的🤦🏿‍♂️⚉、停留於抽象的普遍性之中的形式主義學術👨🏽‍🚀🤬。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已經進入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點🧑🏻‍🏭，哲學社會科學要完成學術上的改弦更張🥨，從知性的有限性🩳、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中擺脫出來💁🏽，進入“實在主體”（即既定社會）在其中活動的廣闊領域🧑🏻‍🏭。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只有從形式主義的桎梏中決定性地解放出來💀，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我們的學術才能開始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學術🚶🏻‍♂️，並因此而在學術的整體上獲得強大的積極動力。

吳曉明，1957年出生於上海🧛🏿‍♀️🏌🏿‍♀️，哲學博士，意昂3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市哲學學會會長，意昂3平台復旦意昂3院長，意昂3平台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國外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思潮國家創新基地（985國家級重點研究基地）及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存在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

摘要🚣‍♂️🤹🏻：黑格爾對形式主義學術的批判之所以有必要被課題化✋🏻，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學術整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形式主義的窠臼之中。形式主義學術立足於在近代已成為“絕對勢力”的抽象知性或空疏理智，因而黑格爾始終致力於對知性形而上學開展出持續不斷的批判；這一批判既針對著形式主義學術立足其上的抽象普遍性和外部反思（知性反思）🫕，又特別地針對著此種學術建製的主觀主義實質。就此而言🙇🏼‍♂️，超越抽象的普遍性或知性的有限性就成為基本的哲學任務。對於黑格爾來說👰🏼‍♀️，這一任務的要義可以被簡要地概述為思辨的辯證法：它在以“絕對知識”超越主觀思想和外部反思的同時🔈，要求通達“真理”或“物自身”，從而構建起思想之真正的客觀性🛳🌟，為超越形式主義學術奠定哲學基礎💤。雖說思辨辯證法在本體論上不再能繼續持立🪔，但哲學上的真正進展——例如馬克思的辯證法或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解釋學——卻決不意味著可以為形式主義學術大開方便之門🧑🏿‍🎄，相反倒是意味著繼承並重新開啟黑格爾對形式主義批判的偉大遺產。唯當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能夠從形式主義的桎梏中決定性地解放出來，我們的學術才開始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學術，並因此而在學術的整體上獲得強大的積極動力。

關鍵詞🙂‍↕️：黑格爾 形式主義學術 辯證法 知性形而上學

作者吳曉明👨‍👧，意昂3教授（上海200433）💅🏼。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19年第2期🤽🏿‍♀️，首發於“學術月刊”公眾號。

引言

本文試圖在當今時代的一般知識氛圍下🚂，將黑格爾對形式主義學術的批判再度課題化👟🧜🏽‍♂️。重新深究這一課題之所以極為必要，不僅因為黑格爾力圖超出形式主義學術的這一思想遺產幾乎完全被遺忘了，而且因為批判地繼承這一遺產的哲學努力——例如馬克思的辯證法和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同樣被嚴重地曲解了，甚至是被命運般地形式主義化了🦹‍♂️。這意味著並且也導致了我們今天的學術整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形式主義的窠臼之中，並且歸根到底與兩百年前黑格爾所指證的形式主義並無二致。由於“形式主義”一詞具有某種令人不快的貶斥意味，所以幾乎每一個從事學術的人都急於與之撇清關系〰️；但如果就事情的實質作出考察🕜，那就往往如賀拉斯的諷刺詩所言：“這裏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在批判地把握形式主義學術的實質方面🚳，黑格爾堪稱近代以來第一位偉大的教師。而我們之所以需要這位教師🦹🏿‍♂️☮️，是因為唯當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能夠從形式主義的桎梏中決定性地解放出來，我們的學術才能真正深入到社會現實的實體性內容中去，才能由之確立它的“自我主張”並開始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學術🥠，從而才能使我們的學術在整體上獲得強大而持久的積極動力。

01

《精神現象學》被稱為“黑格爾哲學的誕生地和秘密”。這部哲學著作不僅有一個導論🚵🏽‍♂️，而且有一個篇幅更大的序言——“論科學認識”🙋🏽‍♀️。按海德格爾的說法，這樣的事情在西方思想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黑格爾充分意識到《精神現象學》的獨特任務及其所面臨的本質性困難。如果說，“導論”中的獨特任務和本質性困難在於為某種“跳躍”做準備，亦即“把面對存在者的態度和對存在的思想之間必須被跳過的鴻溝帶入視野之中”，那麽，我們在那個長篇序言中🕘，首先就遇到了為黑格爾所揭示🗡、所抨擊的形式主義氛圍和“作風”🔇。這種形式主義立足於已成為“絕對勢力”的知性或理智，而且看來一再得到近代以來諸多哲學——包括黑格爾以前德國觀念論最新哲學——的助力和聳動🪚。因此，黑格爾在這裏同樣面對著獨特的任務和本質性的困難🤟🏿，亦即要求從形式主義知識之空虛的“幼稚表現”中決定性地擺脫出來，並從根本上為此奠定哲學的基礎。“形式主義既然在備受近代哲學的指斥和譴責之後，還又在哲學裏面再生了出來，可見它的缺點雖然已為眾所周知，但在絕對現實的知識沒完全明了自己的本性以前🙋🏽👊🏽，形式主義將不會從科學裏消失掉的☣️。”

這裏所謂的“學術”，既包括哲學👳‍♀️👩‍💻，也包括科學；黑格爾按照德國觀念論的先例🧘🏿‍♀️，一般稱之為科學的認識或知識☃️；用我們今天的術語來表示，主要乃是指哲學－社會科學。至於“形式主義”👷🏻‍♂️，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停留於抽象的普遍性之中👩🏿‍🌾，認這種普遍性為“絕對”並用以強製和湮滅任何內容👳🏽‍♀️。因此，形式主義學術的本質特征在於🔸：抽象普遍性作為同一公式或同一教條不斷重復，亦即同一個理念“千篇一律地重復出現”。在這個意義上🚵🏽‍♀️，學術中的形式主義可以被很恰當地稱為公式主義或教條主義。就此需要思及的是，何種學術建製導致形式主義的結果🐏🙋🏿‍♀️：“如果認知主體只把唯一的靜止的形式引用到現成存在物上來🤱🏽❤️‍，而材料只是從外面投入於這個靜止的要素裏🦯，那麽這就像對內容所作的那些任意的想象一樣不能算是對於上述要求的滿足，即是說🧵👵，這樣做出來的不是從自身發生出來的豐富內容，也不是各個形態給自身規定出來的差別🐵，而毋寧是一種單調的形式主義🧒🏻。”換句話說，由於抽象的普遍性被當做“唯一的靜止的形式”，並且被強加到“現成存在物”上去，所以在這裏就不再有事物的“自身”，不再有事物的自我活動，不再有真正的實體性內容⛎，而只剩下作為單純質料的“雜多”，以便來展現並印證那唯一靜止的形式（即同一公式）在雜多表面上所實行的征服和凱旋🪦。不僅如此，當形式主義學術將同一公式外在地——抽象地——應用於不同材料時👩🏻‍🎓，雖然只是獲得了一種“無聊的外表上的差別性”，但卻誤以為自己真正占有了實體性的內容與差別，就像我們今天的學術也往往據此認定自己早已跳出了形式主義的束縛一樣。

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形式主義學術依賴於特定的反思方式（或思維方式）。黑格爾將其稱作“外部的反思”，以區別於“思辨的反思”。黑格爾把僅僅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門外漢”😌，這是一個很準確的稱號。“對於門外漢🧶，反思就是忽此忽彼地活動著的推理能力♡🚶‍♀️，它不會停留在某個特定的內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黑格爾認為這種外部反思的過程是詭辯論的現代形式，因為它任意地把給定的事物納入一般原則之下。”不難看出👩‍💼，學術中的形式主義是以外部反思為基本活動方式的🥽，因為外部反思就是僅僅執著於抽象的普遍性（即一般原則）而開展出來的“形式推理”（即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同樣不難看出🗃，外部反思的運作也就是我們通常稱之為教條主義的東西🫶🏽，因為教條主義正是把一般原則抽象地運用到——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從而完全避開或閹割了事物本身的實體性內容🤬。如果說我們在中國革命時期“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那裏曾經見到過如此這般的外部反思，亦即把馬克思主義原理或俄國經驗當作抽象原則先驗地強加到中國革命的內容之上，那麽，我們今天同樣可以發現🙍🏻，這樣的外部反思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依然盛行——只不過其抽象原則往往已不再來自俄國👨‍🏫👩🏻‍✈️，而是更多地來自西方🧜🏽‍♀️。然而🚊，無論作為一般原則的抽象普遍性來自何方👨‍🦲，只要它僅僅從事外部反思的“形式推理”，它就將最可靠地落入到形式主義的學術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將形式推理——外部反思的局限性突出地揭示為：“這種推理🎩，乃是返回於空虛的自我的反思，乃是表示自我知識的虛浮……這種反思既然不以它自己的否定性本身為內容，它就根本不居於事物之內👩‍🦼‍➡️，而總是飄浮於其上；它因此就自以為它只作空無內容的斷言總比一種帶有內容的看法要深遠一層。”這種情況與形式主義學術的機製相吻合：一般原則抽象地脫離了一切內容，並且正由於它脫離一切內容方始自認為有一種優越性——它可以被先驗地運用於任何內容之上#️⃣。

難道科學知識不就是這樣的嗎？如果人們確實這麽認為，那麽，這只不過表明形式主義對學術的普遍統治罷了。因為進一步來說，形式主義學術完全局限於知性的有限性範圍內。如果說所謂“知性科學”一般總是以形式推理——外部反思的方式來活動的，那麽🕺🏽，黑格爾對形式主義學術的批判正是以決定性地超越“知性”為前提和樞軸的。《小邏輯》將知性明確地定義為：“那只能產生有限規定🧍🏻‍♂️，並且只能在有限規定中活動的思維，便叫做知性（就知性二字嚴格的意思而言）。”約言之🆕，知性即是有限性的思維。至於這種有限性的真正含義，後文會有相應的討論；我們且先來看看💱，那僅只從屬於知性的認識，如何不可避免地落入到所謂“圖式”或“圖表”的形式主義中。在黑格爾看來，即便是真正科學的概念♾，如果僅僅對之作外部反思（亦稱“知性反思”）的運用🎑👯，這種概念就會立即被降低為“無生命的圖式”🧑‍🧑‍🧒‍🧒；即便將這種圖式的外在運用稱之為“構造”也無濟於事，因為這裏出現的形式主義是和任何一種形式主義一樣的♾☆。單調的形式主義並不比例如用紅綠兩色來塗抹世界更困難些🧑‍🦼🙇🏻‍♀️。黑格爾之所以將這種圖式稱為“真正的幻象”，是因為“這種方法，既然它給所有天上的和地上的東西，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形態都粘貼上普遍圖式的一些規定並這樣地對它們加以安排整理🛂，那麽這種方法所產生出來的就至多不過是一篇關於宇宙的有機組織的明白報道，即是說🕉，不過是一張圖表而已……圖式及其無生命的規定的那種一色性，和這種絕對的同一性，以及從一個到另一個的過渡，都同樣是僵死的知性或理智，同樣是外在的認識”。

在這裏特別值得註意的有兩點。第一⚾️，那關於世界的“普遍圖式”可以看作是形式主義學術之最高的和最後的成果😢，即形式主義學術的完成；因而即便是未曾構造或無意於構造此類圖式的學術也並不因此就避開了形式主義的實質——這裏的實質是🏙：局限於“知性”即有限性的思維🕛💇🏿。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就這一實質而言，一般被稱為“批判哲學”的康德哲學和費希特哲學，卻在所謂“效果歷史的”（Wirkungsgeschichte）的意義上成為形式主義學術的重要哲學支點。在批評形式主義和“圖表式知性”的諸多段落中🫷🏻，黑格爾不僅明確提到了康德的“三一體”（還是僵死的和無概念的三一體）🦵🏿，而且提到了所謂的“構造”；至於宇宙組織的“明白報道”一詞💉，則是直接針對費希特的。如果說思維規定的有限性既在於認思維規定只是主觀的（因而永遠有處於彼岸的客觀對象與之對立）🏬，又在於認諸思維規定之內容是有限的（因而各規定間彼此對立，且尤與“絕對”對立），那麽，整個批判哲學就確實滯留於主觀主義和思維規定的有限性中，亦即滯留於知性思維中🌎，因而康德－費希特哲學及其停滯下來的後續勢力就不可避免地——或者作為理論基地或者作為口實——來為形式主義張目。黑格爾的《柏林大學開講辭》（1818年）正是就此來抨擊“批判哲學”的，因為這種哲學把對真理的無知當成了良知。“這種臆想的知識甚至也自詡為哲學。為知識膚淺🔬🫙、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歡迎🤽🏼‍♀️，最易接受的也莫過於這樣的學說了👮‍♀️。因為根據這個學說來看🏒，正是這種無知👇🏽，這種淺薄空疏都被宣稱為最優秀的🏸，為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結果。”此間所說的浮薄空疏，正就是形式主義學術的基本標誌🥩。

有一個很好的思想史例證可以說明這種情況，那就是1837年馬克思所經歷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轉向。看來馬克思當時並不喜歡黑格爾哲學“離奇古怪的調子”，而是傾向於同康德、費希特更接近的“理想主義”。因此，當馬克思開始嘗試法的形而上學時，一切都合乎邏輯地“按費希特的那一套”來進行🆗。但馬克思很快就發現自己是陷入到形式主義的泥淖中去了：“錯誤就在於◽️，我認為實體和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各不相幹地發展🐟，結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實在的形式，而是像帶抽屜的書桌一類的東西，而抽屜後來又被我裝上了沙子。”所謂“抽屜”🏐🔁，無疑是指抽象的、外在的形式🕵🏻，正像“沙子”被用來表示與形式分離隔絕的、偶然的內容一樣🙍🏽。結果，整個法的形而上學體系乃是一個“近似康德的綱目”🥻，而在執行時又完全不是那樣。馬克思在這裏意識到了“全部體系的虛假”🐅，即這一體系的形式主義幻象；於是他特別訴諸哲學👨‍👦‍👦，並且要求從理想主義“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當這種要求真正出現時⛅️，馬克思發現自己是處在“黑格爾體系的開端”。確實🤷🏻‍♀️，這個關乎“現實”的要求，說得幾乎和黑格爾一模一樣：“在生動的思想世界裏的具體體現方面……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裏應當作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我們由此看到，當19歲的馬克思最初嘗試學術時👲🏼，他就決定性地從形式主義的哲學取向中擺脫出來了；這種擺脫采取了如下的方式：從康德－費希特的批判哲學轉向黑格爾的思辨哲學。

02

真正說來👎🏼，形式主義學術沒有內容🛺，不涉及內容，因為“形式的知性”或“圖表式的知性”不能深入於真正的內容之中，黑格爾把這種內容稱為“內在內容”或“物質內容”，即一般所謂實體性的內容。在形式主義學術中唯一具有實際效準的東西是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無論這種普遍性或同一性是作為永恒的“自由”或“正義”，還是作為各種理論原理或原則的命題（盡管這樣的命題在其抽象意義上可以是“真的”或“合理的”）。局限於知性的學術也許會就此提出抗議說：難道我們不是把永恒的“自由”或“正義”原則運用到世界歷史的各種內容上去了嗎？難道我們的政治學、法學或經濟學的原則不是既可以關乎古代希臘的內容🈚️，又可以關乎近代中國的內容嗎🐳？對此的回答是💍💨：形式主義只是把一般原則抽象地——外部反思地——運用於任何內容之上🧑‍🔬，而此種運用恰好使真正的內容即實體性內容消失得無影無蹤🛢。某種比擬性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種情況。當中國革命時期“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將抽象的原則（其中特別著名的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這一原則）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內容時🍧，在這裏被真正排除或消失掉的東西，恰恰就是中國社會的實體性內容🏊🏽‍♂️。與此類似，黑格爾曾多次批評拿破侖說：這位天才想要把法國的自由製度先驗地強加給西班牙人，結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塗並且最終失敗了☕️。很顯然🔫，當時法國自由製度所代表的原則確實是“真的”並且是合理的，但拿破侖的失敗正意味著這一原則的外在使用實際上是撇開了西班牙社會本身的實體性內容。如果說，這樣的比擬可以提示形式主義學術在內容方面的基本缺陷，那麽，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指出：形式推理的思維方式“……乃以脫離內容為自由；並以超出內容而驕傲；而在這裏👩🏿‍🏫，真正值得驕傲的是努力放棄這種自由💪🏽，不要成為任意調動內容的原則，而把這種自由沉入於內容😁，讓內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運動🥉，並從而考察這種運動”。

然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必然要求一種哲學－思想上的深入。這種深入的必要性在於：既然形式主義學術從根本上來說立足於思維規定的有限性，亦即局限於知性範圍內的運作和活動🔏，那麽哲學上的關鍵任務就是超越思維的有限性而把握其無限性，換言之，就是真正抵達並占有那個超越知性的無限性的領域——這個領域自康德以來就被稱為“理性”（因為正是康德卓越地區分了知性和理性並使之在哲學上具有深遠意義）。雖說德國觀念論的先行發展已為這一進程做好準備並提供了積極的動力，但唯賴黑格爾方才使之得到了最高的——按海德格爾的說法：不可能更高的——完成。正因為如此，《精神現象學》作為“科學體系的第一部”才面臨著獨特的任務和本質性的困難🧘🏽‍♂️。“《精神現象學》從絕對那裏絕對地開始⬛️，這本身就說明🏟，通向這部著作的道路絕非偶然的艱難。”

“從絕對那裏絕對地開始”，因而黑格爾哲學被叫做絕對觀念論（即絕對唯心主義），因而《現象學》的第一個命題便是“絕對即主體的概念”。此間的要義在於𓀚🤹🏻‍♀️：“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實體——斯賓諾莎的實體——也就是絕對或絕對者（上帝、自然）🙉；自謝林將其本質重要地引入到德國觀念論以來，黑格爾便力圖使之全面地思辨化並成為超越知性——有限性思維或相對知識——的本體論基礎🧍🏻‍♀️。對黑格爾來說，超越知性的知識因而也就意味著通過無限性的思維而成就絕對的知識（《現象學》的最後一章“絕對知識”）。也許今天的學者一聽到“無限”“絕對”這樣的辭令就開始惶恐或反感起來，未經思索就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我們還是稍安勿躁🪶，且先弄清楚這裏所謂思維的無限性和絕對知識究竟意味著什麽。最為簡要地說來，它們意味著超出知性思維和現象知識而通達“真理”，亦即通達“事物自身”，並且在這個意義上批判地脫離形式主義🔻。如果我們拒絕真理或不再指望真理，也就是說，認“事物自身”（或“物自身”）是不可通達的，那麽🍮，我們的學術就不得不滿足於形式主義，亦即滿足於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說✌🏽，批判哲學把對真理的無知當成了良知🫎。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批評康德把真理僅僅歸結為抽象的同一性（空疏的理智），“因此康德的實踐理性並未超出那理論理性的最後觀點——形式主義”。

在這裏，實體或實體性的觀點變得突出地重要起來☝🏿。如果說，實體的觀點在斯賓諾莎那裏也就是絕對的觀點，那麽所謂“絕對”的觀點對於黑格爾來說，便在本體論上意味著：超出單純的現象領域🕘，超出知性即有限性的思維；因而它在抵製形式主義的同時，也在抗衡著形式主義的主觀主義實質。黑格爾曾聲稱🤳🏻，斯賓諾莎是近代哲學的重點：要麽是斯賓諾莎主義，要麽根本不是哲學。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哲學的對象就是真理（盡管近代思想是陷入到“主觀主義的困境”之中），而哲學特有態度的起源就是“客觀性（Sachlichkeit）告誡”👩🏼‍🎓。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的“絕對知識”無非意味著：真正的知識深入於實體性的內容之中，它以真理為目的📲，以通達物自身為目的，並因而是客觀的。如果說這一切——實體性內容、真理🐍、物自身以及真正的客觀性——乃是形式主義完全無法企及的東西🆗，那麽這只是因為知性即有限性的思維將這種東西遮蔽起來了👠🏋🏼‍♂️；在黑格爾看來，知性毋寧說並不是將這種東西遮蔽起來了👨🏽‍🎓🤖，而是根本就不知道這種東西🕳，甚至不知道需要有此種知道（“洞見”）。形式主義學術的全部天真性就是滯留於如此這般的晦暗之中。

一般而言🤏🏻，對於德國觀念論來說，特別是對於黑格爾來說🔔，哲學之所以要成為“科學”（Wissenschaft），正是因為它要求以獲取“無限”知識（或“絕對知識”）的方式去克服有限的知識。所謂“克服”🤽🏻‍♀️👍🏽，並不意味著單純的拒絕或否棄🧑‍🦼；任何一個熟悉德國古典哲學的人都知道，它同時還意味著占有⚖️、超出和提升（約言之：揚棄）。因此，黑格爾對於知性或知性的知識是給予特別肯定的：知性一般來說就是思維，科學的知性形式為一切人鋪平了通往科學的道路；近代以來知性可以說是一切勢力中“最驚人的和最偉大的”勢力，因而必須首先承認其“權利和優點”🙋🏼。然而，如果我們的知識僅僅滯留於知性的有限性範圍之內，那麽，在這裏起作用的就只能是徹頭徹尾的“抽象思維”𓀉，並且必然為外部反思的即形式主義的學術大開方便之門。因此，占有並超出知性對於作為“科學”的哲學來說就是絕對必要的🧟‍♀️，而思想之占有並超越知性範圍的自我活動就叫辯證法⛰。事實上，無論是康德還是黑格爾都同意😱：知性的知識只可能是局限於現象界的知識🧍‍♂️，換句話說，是那種與真理或物自身分離隔絕的知識。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既然真正科學的知識是通達於真理或物自身的知識🍀，那麽，知性知識的有限性就要求被揚棄🧎‍♂️‍➡️，並通過這種揚棄而成為“絕對知識”。辯證法就是這個揚棄過程：它揚棄現象的知識而使之成為關於物自身的知識➙，因而辯證法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知性思維的揚棄🧏🏿‍♂️。黑格爾在《小邏輯》中專門談到了辯證邏輯和知性邏輯的關系，我們可以由此來識別辯證法對知性思維的批判性超越：“思辨邏輯內即包含有單純的知性邏輯👚，而且從前者即可抽得出後者👩🏽‍🚀。我們只消把思辨邏輯中辯證法的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邏輯。”

如果說🦺，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看到，揚棄知性思維之有限性的本體論基礎通過“絕對即主體的概念”來得到表述，從而使知識完成自身為（即辯證地進展到）“絕對知識”，那麽，整個《現象學》就必須全面地——從一開始就——實行一種“絕對化”，也就是說，超出知性的有限性而達於思維的無限性（真正的理性），超出現象的知識而達於物自身的知識（絕對知識）。如果說這整個的超出或揚棄過程就是辯證法，那麽辯證法對於黑格爾來說也就是名副其實的“絕對化”（在這個意義上《現象學》為絕對觀念論奠基）。就此🔣，海德格爾特別指證了“超離的”（absolvent）這個術語的本質重要性（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它同“絕對”即“Absolute”的關聯）🧑🏻‍🦼，而這個術語準確地表達出絕對知識的方式：“……於是我們可以說🤾🏽‍♀️：絕對的本性就是無－休止的超離（Absolvenz）,在其中🕴🏼，否定性和肯定性同樣是絕對的🤍、無休止的🧝🏽‍♂️。”在這樣一種“超離的”辯證運動中，“絕對化”的施行可以說是全面改變了哲學的方式和由之得到觀照的知識體系的內部結構。就此需要來討論與我們的主題特別相關的兩個要點：第一🧑🏿‍🦳，“現象”和“物自身”的外部對立被決定性地消除了。對於黑格爾來說💁🏽，現象和物自身（超感的世界）不是不同的東西🦹🏼，相反🤬，它們在思辨的意義上乃是一回事。現象之顯現意味著浮現和消失👩🏽‍✈️，而消失就意味著在此給他物或更高的東西（物自身）讓出位置。因此，現象之現象特性便被辯證地把握為中介著的中間物：通過作為中項的現象➰，物自身——內在的東西或超感性的東西——乃成為可通達的，當然是對於“絕對知識”來說才成為可通達的。在這樣的意義上💁🏽‍♂️，“現象”並不是單純的現象，物自身即超感性的東西乃是本質性的現象，即“作為現象的現象”🛶。第二，在真正的知識中，抽象的普遍性或從屬於知性的空疏同一性即便還有意義，也只有非常有限的意義；就像知性概念要上升為理性的（思辨的）概念一樣，思辨的普遍性乃是抽象普遍性的真理。這種情形在黑格爾關於知性規律的討論中表現得最為清晰：當知性將“力的遊戲”之多樣性引導到（簡化到）統一性時，這種引導或簡化就把現象歸結為知性規律。但是，知性只有在除去差別或略去他物時才能達到規律🧙🏼‍♀️🚴‍♂️，也就是說，通過抽象以突出一種普遍性（規律），但這種普遍性本身即具有抽象所特有的片面性——它與差別、多🤴🏿、個別之間存在著的“漠不相關性”。在這樣的意義上🏌🏼🧘🏽‍♀️，知性規律就是有缺陷的🧘🏻‍♀️，因為規律的概念（思辨的）超出了規律（知性的）本身👨‍🏫。所以黑格爾在《現象學》中說🫴🏻，形式的知性永遠只是站立在個別實際存在之上抽象地綜觀全體，“這就是說，它根本看不見個別的實際存在”。真正的哲學必須超越單純形式的統一，從而抵達《小邏輯》所謂“有差別的規定的統一”。“所以對於單純的抽象概念或形式思想，哲學簡直毫不相幹，哲學所從事的只是具體的思想👩‍🦱。”具體的思想意味著揚棄知性規律或抽象的普遍性，並通過這種揚棄而成為“無限的”思維和“絕對的”知識🏦；而這樣的揚棄只有在我們的知識能夠深入事物的實體性內容時，亦即思辨的規律同時就是“差別的內在發生”並因而能夠在諸多個別中實現其真正的具體化時，才是可能的。

在這裏🥣💂‍♀️，辯證法就是對知性即有限性思維的超越（揚棄）𓀚，就是“絕對化”或“超離”🏊🏻‍♂️；也就是說，使思維的自身運動真正通達於物自身，而通達於物自身的知識就是“絕對知識”，即《精神現象學》的真理🦝。因此，在這部著作中包含著關於知性範疇和規律如何被辯證地提升為深入於事物之實體性內容的思辨範疇和規律，特別是思辨的規律如何以差別的內在發生來實現其對於個別事物的具體化。如果說，這樣的哲學努力幾乎遍布《精神現象學》的每一個角落👨‍🦯‍➡️，那麽👪𓀘，即便是其中關於“現象”“規律”“有機的統一”“事情自身”與“個體性”等的討論🧑🏻‍🚀，也足以表明知性和知性知識的根本局限以及超越這種局限的絕對必要性了。這樣一些重要內容放在另一篇論文中討論更加合適🐆🤷‍♀️，我們在這裏只是以黑格爾的下述說法來做一種簡要的提示。黑格爾的說法是：“……一個所謂哲學原理或原則，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一個原理或原則，它就已經也是假的了……”我們必須就我們的科學——知識本身，也就我們的科學——知識的活動方式，來應對此種提示。如果我們依然執著於抽象的普遍性（知性的概念或者規律），執著於由此種普遍性而來的外部反思🧑🏻‍🍼，亦即執著於將抽象的知性規律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那麽，這只不過意味著：我們還全然滯留於知性思維的有限性範圍之內，我們還怡然自得地滿足於純粹形式主義的學術☂️👩🏿‍🏫，並且完全不理解黑格爾對知性形而上學的批判。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思辨辯證法所要求的超越和過渡（例如從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過渡）👩🏿‍💻，按照普通知性習慣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如果人們借助知性概念著手解決黑格爾的問題，那麽一切領會都將被弄得毫無希望……”

03

如果說形式主義學術是把抽象的概念和原則🔽、知性規律等加諸任何“內容”之上，那麽這裏的內容實際上是無內容的內容，亦即與抽象形式同樣抽象的單純“雜多”。正是由於形式主義學術局限於知性並疏離於真正的內容，所以它才能形成並鞏固其“圖式化”，它才滿足於那種“僅僅是內容目錄式的知識”🟣。黑格爾在此給形式主義學術提供了一個準確的比擬，即“目錄式的”知識👊🏿，“因為，它給予我們的👰，僅只是內容的目錄🧑🏿‍🦱，內容自身它是不提供的”。然而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時隔160多年，海德格爾在他的晚期討論班上給出了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比擬：“當今人們如何理解理論🕵️‍♀️？是否意味著一種綱領化（Programmierung）——綱領（Programm）：對一個規劃的展示、預先確定和告知。然而一場音樂會的節目安排（Konzertprogramm）並不就是音樂的理論。”如果當今的人們正是這樣來理解🧑🏻‍✈️、製作和使用“理論”的，如果當今的講壇和教科書中到處充斥著這種目錄式的“節目安排”，那麽這不過意味著當今的學術是多麽深地陷入到汪洋大海般的形式主義之中了。如果今天的學者對於“形式主義”一詞大感困惑並且覺著自己全然無辜，那麽➡️，這種無意識並不表明今天的學術早已同形式主義斷絕了往來；事情也許恰好相反，這種無意識不過表明形式主義對於學術的統治已成為一般常態罷了。問題的關鍵總在於：只要學術的基本建製和運作方式還僅僅從屬於知性👩‍👦，從屬於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它就不能不是形式主義的💁🏿‍♂️；並且正如黑格爾所指證的那樣，形式主義的實質乃是主觀主義。

然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難道不是思想史上的巨大迷妄並且早已陵替瓦解了嗎？是的，從一個方面來說確實如此。但如果我們僅僅看到這一點，那就過分短視和無頭腦了。黑格爾要求揚棄主觀思想以進入到客觀精神的領域，要求超越知性及其反思方式（外部反思）以抵達並把握物自身🧩👩‍🚀，因而要求從根本上決定性地超越形式主義學術本身；而此種要求的本體論基礎乃是絕對者的自我活動（作為主體的實體），即絕對精神（客觀精神由之得到真正的哲學證明），也就是思辨的上帝。這樣一種本體論基礎在黑格爾去世後不久便不再能夠真正持立了🧑🏻‍🦱。就像費爾巴哈將思辨哲學揭示為“思辨神學”（神學的最後一根“理性支柱”）一樣，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正就意味著：超感性世界腐爛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約束力了。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確實瓦解了🍨；就此我們不必過多討論，而只需提及馬克思和海德格爾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批判成果就足夠了。《德意誌意識形態》在開端處就指認這樣一個“有意義的事件”，即“絕對精神的瓦解過程”🪄；至於海德格爾，他把黑格爾哲學理解為西方形而上學之最高的和最後的完成，而這一形而上學的歷史已進入終結階段🤽‍♂️。

那麽，這難道不是意味著黑格爾哲學已全體崩坍並失去其一切效準嗎👨🏻‍🔧？因而，這難道不是還意味著這一哲學對知性形而上學的嚴苛批判皆成虛誕並煙消雲散了嗎？短視者和無頭腦者正是這麽想的：就像尚有哲學“情趣”者開始要求回到康德或其他哲學家那裏去（在把黑格爾“當死狗來打”的意義上）一樣👽，流俗的學術在“無情地嘲弄黑格爾”的同時，因為可以心安理得地返回形式主義的熟悉居所而彈冠相慶。但是，且讓我們更加深入地來思事情的實質吧。如前所述，那拒絕“真理”或“物自身”的哲學以及由之立足的學術不能不流入形式主義🏊🏼‍♀️，而對形式主義——以知性形而上學為實質——的決定性超越在黑格爾那裏即是思辨的辯證法🪧。因此，盡管形式主義的學術向來盛行並且至今依然盛行，但哲學上的真正進展，它對思辨辯證法的根本性批判卻決不意味著形式主義學術可以由之得到庇佑和辯護，恰恰相反，這樣的批判是以重建的本體論（ontology）基礎來占有黑格爾哲學之遺產的🕑。因此，形式主義學術自黑格爾以來就是——並且一直都是——時代的錯誤。在這裏🧘🏽，可以成為衡準尺度的首先是“真理”或“物自身”；如果說🧓🏿，這正是形式主義學術的虛弱腸胃中永遠消化不了的東西，那麽，對黑格爾哲學的真正批判就決不是以丟棄或躲避這種東西為代價的。在這個意義上🚭👨🏽‍✈️，是否承認“真理”或“物自身”🤝🧑🏼‍🦲，可以成為測度是否從屬於形式主義學術的試金石。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談到了人的思維的真理性🧑🏿‍🚀：“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至為明顯的是，只要物自身是思維不可通達的，那就根本談不上思維的“真理性”，尤其談不上思維的“此岸性”🧑🏿‍✈️。同樣，對於海德格爾來說，問題決不是丟棄“真理”🦻🏼，而是重建真理的本體論基礎（姑且這麽說）；他在1930年寫下了著名的《論真理的本質》⛹🏼‍♂️。而在晚期討論班上又說：“重要的是做出關於物自身的基本經驗。如果從意識出發🤷🏻，那就根本無法做出這種經驗。”因此同樣至為明顯的是🚪：真理或物自身在海德格爾那裏得到最堅決的捍衛；並且恰恰是為了捍衛真理或物自身，現代形而上學的立足點必須被取代，亦即必須從“意識”（Bewusst-sein）的領域轉移到“此在”（Da-sein）的領域。

在如此這般的批判性視域中，辯證法的情形又如何呢？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形式主義學術的核心乃是知性形而上學，而對知性形而上學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超越就是黑格爾的思辨辯證法。因此🐕，當“絕對精神”趨於瓦解之際，除非辯證法的“真義”能夠被保留下來並得到本質重要的發揮🧎‍➡️，否則的話，形式主義學術就將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哲學上——免受任何攻擊，也就是說，使其哲學基地不再可能得到批判的理解和超越。眾所周知，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所以馬克思一方面承認自己是黑格爾“這位偉大思想家的學生”，另一方面又說他們兩人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亦即從本體論上來說）不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這當然意味著思辨辯證法是從根基上被批判地改鑄了👩🏿‍🦱，這同時還意味著辯證法的真義（尤其是對知性形而上學的超越）是被決定性地重新占有了。只此一端便足以從根本上表明：馬克思的學說👷🏿‍♂️👩‍👩‍👧，就其本身而言🛕，唯因要求把握作為事物自身的“實在主體”⚒，唯因要求深入到實在主體即“既定社會”的實體性內容之中，辯證法方始成為必要；並且唯因辯證法成為基本的理論方法，馬克思的學說才從本質上批判地脫離任何一種形式主義學術👩🏿‍🎨。在辯證法的這一主題上，使費爾巴哈和馬克思形成比照總是頗多啟發的🧑🏼‍🌾。洛維特在談到馬克思和費爾巴哈的差異時這樣寫道：“他（馬克思）之所以針對費爾巴哈捍衛黑格爾，乃是因為黑格爾理解普遍者的決定性意義👨🏽‍⚖️🤞🏼，而他（馬克思）之所以攻擊黑格爾，乃是因為黑格爾在哲學上把歷史的普遍關系神秘化了👴🏼。”在黑格爾那裏，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普遍者一方面是思辨的絕對、上帝、神秘的“主體－客體”👨🏼‍💼，另一方面又是作為活動、作為過程、作為在自我差別中具體化的普遍性🍽👌🏿。由於前者意味著“思辨神學”，所以馬克思和費爾巴哈一起抨擊黑格爾🤷‍♂️；由於後者從根本上超越知性形而上學，超越形式主義立足於其上的抽象普遍性↕️🧛🏿‍♂️，所以馬克思又就此維護黑格爾並反對費爾巴哈——在這一點上，費爾巴哈完全未能占有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遺產，以至於他在理論知識的實體性內容（構成具體現實的社會－歷史內容）方面和黑格爾比較起來只是表現出“驚人的貧乏”🐈‍⬛；或如洛維特所說⛔️：“……費爾巴哈粗魯的感覺主義與黑格爾以概念方式組織起來的理念（相比）顯得是一種倒退💪🌁，是用誇張和意向來取代內容的思維野蠻化。”確實，當費爾巴哈在理論的構造上不得不求助於某種“二重性的直觀”（它介於普遍直觀和哲學直觀之間）時，就像普通直觀不可能具有實質的理論意義一樣👨🏻‍🔬，那能夠看出事物之“真正本質”的高級的哲學直觀不能不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這種抽象的普遍性難道不就相當於康德軟弱無力的“絕對命令”嗎？這種抽象的普遍性👮，除了能夠通過外部反思來對任何內容實施形式主義的暴政或偽裝之外，難道還會有什麽別的意義嗎？

形式主義學術的要害是完全局限於知性形而上學之中，是根本無法想象能夠超越抽象的普遍性——無論這種普遍性是表現為一般的原則或原理，還是表現為知性的範疇或規律。形式主義學術就是對上述各種抽象的普遍性開展出規模不等的外部反思的運用，因而其運作無非就是拿抽象的公式（或教條）來求解所有的“一元一次方程”（形式主義學術從未真正超出過“一元一次方程”）🍞。從事學術者只要稍稍切近地反思一下便不難辨別👌🏼，其學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脫離了形式主義的實質。赫爾岑《科學中華而不實的作風》至今仍然值得一讀🤭，因為這本小冊子正是對形式主義學術的廣泛批判🙇🏽，並指證這種學術的實質乃是飄浮於抽象的普遍性之中🕰，其結果真正說來不過是“空無一物”🧑🏽‍🦲。真實的知識必須超越抽象的普遍性：“普遍性如果包括在冷冰冰的抽象領域之內而無力從門到類，從一般到個別地具體化並得到展開💠，假如個體化的必需性，假如向事件和行為世界的過渡並不是出於普遍性所不能克製的內在要求🦸🏽，那麽任何出色的普遍性也都不能構成完善的、有科學形態的知識。”不難看出，在這裏力圖超出抽象普遍性的要求來自一般而言的辯證法；同樣不難看出，得到辯證把握的普遍性意味著🦬：它內在地包含著具體化的展開，包含著個體化的必需性，因而也包含著向事件和行為世界之實體性內容的開放與深入。

結語

總之🛍️，現代形態的辯證法就其起源和實質來說，一般地意味著超越知性形而上學🈚️，並因而意味著批判地脫離各種形式主義學術立足其上的哲學基地。但是，如果作為普遍性的辯證法本身僅僅被抽象地、形式地加以理解和運用，那麽，辯證法的普遍性也就立即成為一種抽象的普遍性🔖，並重新墮入到以知性形而上學為實質的🤱🏻、全然無生氣的形式主義之中。事實上🥪，由於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巨大遮蔽🎷，由於知性反思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普遍支配地位🕒，辯證法（無論是黑格爾的還是馬克思的）確實經歷了被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命運🧔🏼。正如黑格爾曾指出的那樣，“優秀的東西”不僅逃脫不了它的命運，而且“註定了要被奪去生命並眼看著自己的皮被剝下來蒙蓋在毫無生命的🪖、空疏虛幻的知識表面上”。唯物史觀的原則或原理不也經歷了這種被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命運嗎？當唯物史觀的原則或原理僅僅被當作抽象的普遍性來進行外部反思的運用時🧝🏻，它們不是立即成為形式主義學術的淵藪，並且立即——如恩格斯所說——成為不研究歷史的借口、因而轉變為唯物史觀的“反面”嗎🏧？同樣🪯，辯證法，作為“優秀的東西”（其優越性正在於超越知性形而上學）👭🏻，也曾命運般地轉變為它的反面，轉變為形式方法（即一般所謂“科學方法論主義”的方法）及其外部反思的運用🧜‍♂️，亦即轉變為可以蒙蓋在一切僵死空疏之知識表面上的抽象普遍性📪。這樣的情形，難道不是基本事實並且屢見不鮮嗎🙅🏽‍♂️？黑格爾去世以後官方的黑格爾學派只是從老師的辯證法中學會“搬弄最簡單的技巧，拿來到處應用”，因而黑格爾的全部遺產僅只成為“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議題上的刻板公式”。如果說馬克思在1872年就曾提到“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那麽在馬克思逝世以後🚯，辯證法也確實是在形式主義（例如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和主觀主義（例如盧卡奇等人）的軌道上被闡釋和發揮了。雖說辯證法作為優秀的東西“在這種註定的厄運裏也正在展開形成著”，但辯證法的本質特征恰恰在於💯：它不是任何一種形式方法；形式方法只能滯留於外部反思及其主觀主義的實質中，從而表明自身乃是形式主義的和反辯證法的（我在另一論文中通過考察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指證了這一點）。在這種關乎實質的意義上，辯證法乃是形式主義學術的“死敵”；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說🎏，哲學“是與知性反思的持久戰”。

或許還有不少人認為辯證法早已過時，但這裏的“過時”究竟是什麽意思呢？如果說“過時”意味著辯證法作為形式方法的理解和運用乃是一種真正的時代錯誤🦕，那麽這說得一點不錯；如果說辯證法的過時意味著知性反思——抽象普遍性——獲得了無上權利😭，因而形式主義學術可以免遭非難地為所欲為，那麽在這裏成為時代錯誤的正是知性形而上學本身。辯證法在實質上是表示💆🏿‍♂️🧑🏻‍🦯：克服知性的有限性、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因此，除非這些東西能夠被批判地揚棄，也就是說，除非形式主義學術本身能夠被決定性地超越，否則的話，辯證法就在根本上（在其“真義”上）不可能過時。也有人根據海德格爾（特別是其早期）對辯證法的尖銳抨擊、根據他所稱現象學和辯證法“水火不容”的聲言來進行推論🫳🏼，似乎辯證法早已在哲學上成為棄之如敝屣的幻覺了🤳🏽🏋️。如此這般的想象和推論只不過表明其自身的目光短淺和缺乏頭腦罷了🫠。難道馬克思沒有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做過同樣尖銳的抨擊並且作出“截然相反”的聲言嗎？難道海德格爾對黑格爾的“追問”與“爭辯”是因為辯證法只不過是單純的幻覺嗎？事實上🪨，只要對海德格爾的思想及進展有稍稍全面的概觀📢，我們就能知道他是在怎樣的原則高度上來肯定黑格爾哲學並對之作出批判的💂🏽。事實上🧝🏼‍♀️，只要海德格爾力圖在哲學上提出重建思想之通達於“真理”或“物自身”的任務🤱🏿，那麽黑格爾的辯證法——其目標無非是超出知性的有限性而抵達真理或物自身的領域——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單純的幻覺🤹🏼‍♂️。

因此，事實上，與上述的那種想象和推論相反，海德格爾對辯證法的全部尖銳的抨擊😮‍💨，乃是對完全被抽象化和形式化的辯證法的堅決拒絕，亦即對辯證法的範疇或規律僅僅被作為抽象普遍性來運用（辯證法的這種運用不能不淪為純粹的詭辯）的堅決拒絕。所以海德格爾在《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中指出🏇🏿，辯證法在其非哲學的生存中🚴‍♂️，淪落為一種“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技能”，只要學上一年，就可以來談論一切；“人們應該審視一下今天所刻意追求的詭辯的模式，如形式－內容🫚、理性－非理性、有限－無限、中介－非中介、主體－客體🧚🏼‍♀️。”在諸如此類的詭辯的模式下🖋👩‍👩‍👦‍👦，那些被海德格爾稱為“成對的充滿災難的概念”🧔🏽‍♀️👩🏿‍🦰，如果不是辯證法之被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漫畫式的濫用🎽，如果不是外部反思之主觀主義極致的最可怕的恢復，又會是什麽呢？在這裏得到真正提示的是🟨：辯證法不是任何一種意義上的形式方法（知性方法）👨‍🦯‍➡️🫲，將之當作抽象普遍性來理解🏈、當作形式方法來使用的任何一種嘗試都必然在實質上是反辯證法的©️。海德格爾的批判之特別針對著已退化為形式主義的“辯證法”，可以由以下事實得到明證©️：當現象學家海德格爾眼見著現象學本身也被形式主義抽象化為某種技能時，他很堅決地表示🫲🏽：“如果這就是哲學，那麽我完全贊成辯證法🌘。”如果說🚶🏻‍♂️‍➡️，海德格爾在這裏是最堅決地反擊了對於辯證法的形式主義的——亦即反辯證法的——醜化，那麽他也就在特定的意義上維護著辯證法的真義或實質💇🏽，盡管這樣的真義或實質需要通過與黑格爾的決定性“爭辯”來得到澄清。就此而言🐂，伽達默爾引述的概括乃是正確的🆑：“第一，海德格爾把歷史同化到他自己的哲學研究中去🚦，這似乎是他與黑格爾所共有的。第二🔸，隱藏的和不為人註意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屬於所有本質上是海德格爾的主張。”

由此可見👨🏻‍🦲，既然辯證法一般地針對著知性形而上學，針對著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那麽，辯證法在實質上也必然針對著將其自身抽象化和形式化（作為形式方法）的任何企圖🤛🏻。進而言之，既然辯證法從根本上要求超出知性的有限性而抵達“真理”或“物自身”的領域🫄🏿，那麽，辯證法也就一般地意味著批判地脫離一切形式主義學術而深入到事物的實體性內容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辯證法屬於所有本質上是馬克思和海德格爾的主張，甚至可以說屬於任何一種力圖超出形式主義學術的主張。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超出形式主義學術的任務🏷，同時也就是復活並重建辯證法之真義的任務🤹。因此🅱️，盡管形式主義學術長期盛行並且至今依然盛行🙏🏽🍒，但克服形式主義的批判性努力卻在諸大哲的思想創製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並且不絕如縷💇🏿‍♀️。與流俗的意見全然不同🧝🏿，海德格爾對思辨觀念論作出的深刻批判或“爭辯”絕沒有使黑格爾的偉大之處湮滅無聞，而是其遺產（特別是其對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學術的批判）的真正繼承者，並且海德格爾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理解了馬克思的偉大之處。所以海德格爾一方面說，決不允許用“僵死了的黑格爾主義的方法來理解黑格爾本人”💆🏻‍♂️，決不允許用“那頹廢的、早已病入膏肓的🫴🏼、天馬行空的辯證法的鬼把戲來強暴黑格爾”😟，而是應當遵循黑格爾的教導，“進入概念之嚴肅性的深度（事實的深度）”；另一方面他又說：“現今的‘哲學’滿足於跟在科學（知性科學）後面亦步亦趨，這種哲學誤解了這個時代的兩重獨特現實🌒🐟：經濟發展與這種發展所需要的架構……馬克思主義懂得這（雙重）現實😔。”這樣一些說法幾乎不需要再作什麽解釋了：它們意味著拒絕對辯證法的形式主義曲解從而拒絕一切形式主義，意味著要求深入到“現實”這個形式主義完全無能抵達的領域（現實👨🏼‍🎨✍🏼：實存與本質的統一，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之中，因而意味著這樣來執行黑格爾的遺產🗂：在“絕對精神”（絕對者上帝）已經不再具有約束力的時代狀況下🂠🧛🏿‍♂️，繼續要求使學術從形式主義之根深蒂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對於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來說，從形式主義學術中擺脫出來的任務顯得尤為緊迫也尤為重要🪼。因為對於我們來說🥖，形式主義學術一方面得到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和知識樣式（知性科學）的拱衛和支撐，另一方面，由於現代性在特定階段上的“絕對權利”👦，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學術是從總體上進入到對於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中去了——雖說這樣的學徒狀態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豐碩的，但學徒狀態本身的依賴和因循卻使得抽象普遍性時常被當作“聖物”來看待，並習慣於對之僅僅作外部反思的運用。毫無疑問的是：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在特定的階段上能夠擺脫其學徒狀態並開始獲得“自我主張”；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除非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能夠在特定的階段上從形式主義的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否則它就根本不可能擺脫學徒狀態並獲得自我主張。因此🂠🔡，雖說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會更多地受製於形式主義和知性反思的羈絆🚣🏻🚙，但它也更易於在特定的轉折點上自行揭示出形式主義的全部虛妄，並通過意識到這種虛妄而開展出它在學術上的改弦更張。黑格爾曾說，真理具有在特定的“到時”之際自己湧現出來的本性；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是否已處在其改弦更張的“到時”之際了呢🧑🏼‍🦲？如果說🔎，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已進入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上🏙，其現代化進程將同時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那麽，這個波瀾壯闊的歷史性實踐也將在其進程中把學術改造的任務托付給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而這種學術上的改弦更張首先意味著：它將從形式主義學術的基地上決定性地擺脫出來——因而是從知性的有限性🙀、抽象的普遍性和外部反思中決定性地擺脫出來💔；它還將由此決定性地進入“實在主體”（即既定社會）在其中活動的廣闊領域——只有在這個領域中，我們的學術才能通達作為物自身的社會現實，才能使特定社會的實體性內容不斷地被揭示著前來同我們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