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子以格物為《大學》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個工夫序列中,格物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中間環節而已。朱子認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緒為前提,此端緒即本心之體的發見處,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緒非本能呈現,在朱子看來,它有賴於小學涵養履踐工夫的培養。小學與大學工夫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無小學則大學工夫無根本,無大學則小學工夫難以圓滿。

【關鍵詞】：朱子小學大學格物涵養

【中圖分類號】🙏🏿：B244.7

壹

朱子平生用力最多者, 在《大學》一書, 自稱“平生精力盡在此書”（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四, 中華書局, 1994年, 第258頁）, 故學者研習朱子之說, 大多將關註的重心放在朱子對《大學》的詮釋上, 如牟宗三先生在對宋明理學進行三系分疏時, 就認為伊川朱子一系的主要特征即是“以《大學》為主”（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 臺北:中正書局, 1969年, 第49頁）。相較而言, 朱子對“小學”的論述則較少有人予以應有的重視, 或者僅將之視為一種蒙學教育。淳熙丁未 (1187年) , 朱子與門人劉清之合編《小學》一書, 朱子序文中有“授之蒙童📻🤽🏽‍♀️、資其講習”（朱熹:《小學原序》, 收入《朱子全書》第13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93頁）雲雲, 似乎朱子亦同樣將“小學”視為蒙學。

淳熙己酉 (1189年) , 朱子序定《大學章句》, 明確將“小學”與“大學”相提並論:

人生八歲, 則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 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禦、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學,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中華書局, 1983年, 第1頁）🙍🏿‍♂️。

從上文很容易得出結論, 朱子心目中“大學”與“小學”的區別, 僅僅在於受學對象年齡的不同, 以及所學內容的差別, 從而以之闡明“大學”之為“大人之學”的意義所在（《大學章句》即雲:“大學者, 大人之學也。”見《四書章句集註》, 第3頁;《大學或問》則說:“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見《四書或問》,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1頁）。然而朱子在《大學或問》中說: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 不習之小學, 則無以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 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 不進於大學, 則無以察夫義理, 措諸事業, 而收小學之成功。(《大學或問上》, 《四書或問》, 第1頁)  

就此而言, 大學、小學固有不同, 但沒有實質性的差異, 僅在於為學次第之先後而已, “其為道則一”, 因而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故朱子視“小學”為“大學之基本”, 視“大學”為“收小學之成功”, 《章句序》中亦稱, “因小學之成功, 以著大學之明法”🦄。那麽,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朱子的這些表述呢?“小學”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大學”之“基本”呢?

貳

為了闡明“小學”對於“大學”的意義, 我們不妨從《大學》的工夫入手予以討論。《大學》工夫次第, 以“格物致知”為首, 朱子對《大學》的詮釋, 亦顯然以“格物”說為中心, 朱子不但在《大學章句》中為《大學》作了一段“格物補傳”, 而且稱“此一書之間, 要緊只在格物兩字上” (《朱子語類》卷十四, 第255頁) , 又稱“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 (《答宋深之第四》, 《朱文公文集》卷五八, 《朱子全書》, 第23冊, 第2773頁) , 陳來先生也認為, “格物是朱熹大學思想的核心觀念”（陳來:《朱熹哲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 第207頁）🙇🏿‍♂️。因而欲理解《大學》之工夫, 首先必須理解《大學》之“格物”說。然而, 誠如錢穆先生所說, “朱子思想, 以論格物窮理為最受後人之重視, 亦最為後人所爭論。”（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 第50頁）🫰🏻。宗朱學者固然以朱子之說為不刊之論, 但同時可以看到很多對朱子“格物”說的批評🖥🚴🏽。與朱子同時代的陸象山批評朱子的格物工夫為“支離”（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8年, 《自序》, 第15頁）, 其後王陽明亦質疑朱子的格物工夫無助於自身的成德（陳來:《朱熹哲學研究》, 第209頁）💆🏼🛼。在現代學者中, 馮友蘭與牟宗三兩先生的批評亦頗具代表性🚋。在馮先生看來, “格物”是“增進人對於客觀上的各個具體事物的知識”, 他評論朱子的《格物補傳》說:“這篇《補傳》實際上分為兩段。在豁然貫通焉似前為前段, 以後為後段。前段的要點是‘即物而窮理’, 說的是增進知識, 後段的要點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說的是提高精神境界。這本來是兩回事, 分開來說本來是可以的。朱熹全篇文章是把‘即物而窮理’作為‘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的方法, 這就成為問題了🥁。這就是把兩回事混為一回事, 把‘為學’和‘為道’混為一談, 這就講不通了。”（陳來:《宋明理學》,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年, 第180頁。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 第233頁）牟先生的批評與馮先生相類似, 認為朱子的“格物致知”說是“泛認知主義”, “格物致知是心知之明與在物之理之間的認知攝取關系”, （如陳來說:“朱熹所說的致知只是指主體通過考究物理在主觀上得到知識擴充的結果。”見《朱熹哲學研究》, 第212頁）從而“將知識問題與成德問題混雜在一起講。”（《語類》雲:“致知乃本心之知。”見《朱子語類》, 第283頁;又曰:“知者, 吾自有此知😝。”見《朱子語類》, 第293頁）如果誠如陸🥝、王及馮、牟諸賢所批評, 則朱子工夫論的理論缺陷是顯然的, 知識與道德畢竟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 以知識為成德之階, 當然可以認為是在緣木求魚。然而, 我們不得不對此提出質疑, 朱子之學居然淺薄如斯?正如金春峰所指出的, “硬將其套為西方的認識論, 解格物為研究窮索物理, 致知為積累客觀知識, 《大學補傳》就不僅顯得十分貧乏, 而且以求知為成德之途, 弄成矛盾、混亂, 扞格不通, 起碼的思想水準也沒有了👨🏿‍🏭。”（《語類》卷十四雲:“明德, 謂本有此明德也。”見《朱子語類》, 第267頁）以朱子在理論上一貫周匝縝密而言, 似乎不當如此。我們不妨重新對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一審查。

《大學》稱“致知在格物”, 朱子在《大學章句》中解釋說:

致, 推極也。知, 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者,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四書章句集註》, 第4頁)

“致”是推極,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 單就此頗不容易理解到底何謂為“吾之知識”🦴。學者或有將“致知”解為獲得知識者, 但朱子顯然不是訓“致”為獲得, 而訓為“推極”, “推極”者, 自內向外也。朱子又訓“格”為“至”, 則格物者, 至物也。關鍵問題是, 我們要到事物那裏去幹什麽?這一點《大學》文本沒有給出任何說法, 朱子遂由至物而引申為“窮至事物之理”, 亦即所謂“窮理”。因而, 所謂“格物”, 便被朱子詮釋為到物那裏去窮理, 或者說是去窮盡事物的理。雖然朱子認為“格物”與“窮理”兩個概念仍然存在細微的差別, 但在一般意義上講, “格物”可以認為就是“窮理”（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收入《朱子新學案》第一冊, 第147頁）, 對“格物”理解的關鍵也在於對“窮理”的理解🧖🏿‍♀️。那麽, 什麽是“窮理”呢?一般的說法是將窮理理解成研究事物的道理🤲🤱🏼。（如朱子說:“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見《朱子語類》卷七, 第124頁）這樣, 朱子之“格物致知”似乎就是到物那裏去窮理而獲得知識。（在朱子看來, “小學”階段養成“善”, “大學”之工夫則可臻於“至善”。朱子固然極重視《大學》“止於至善“之說, 有“‘善’字輕, ‘至’字重”🛕、“善, 須是至善始得” (《語類》卷十四) 等說法, 但同時亦認為欲“止於至善”, 卻離不開“小學”所打下的“善”的根基🙆🏽‍♂️。有關朱子論“善”與“至善”的關系, 可參見拙文:《善與至善:論朱子對〈大學〉闡釋的一個向度》, 載《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 2001年, 第23-50頁）但問題是, 從工夫的角度看, 如何才可能到物那裏去窮究事物的道理呢?對此最經典的表述莫過於《格物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 此謂知之至也(《四書章句集註》, 第6-7頁)。

就文本的第一句講, “致知在格物”, 似乎可解為到物那裏去窮盡事物的道理而獲得知識, 雖然我們說朱子並不訓“致”為“獲得”💄。但是, 朱子所“欲致”的“吾之知”, 並不是普泛意義上所講的“我的知識”, 而是“我本有之知”, 故“致”才可以訓為“推極”, 即自內而向外推致。朱子講“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 則“知”者, 實乃我本有之知（如朱子說:“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 已自是聖賢坯璞了, 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朱子語類》卷七, 第124頁。又:“古者, 小學已自暗養成了, 到長來, 已自有聖賢坯模, 只就上面加光飾。”《朱子語類》卷七, 第125頁。錢穆先生亦稱, 在朱子那裏, “做起碼聖人是小學工夫, 做傑出透格聖人是大學工夫。”參見錢穆:《成色與分兩》, 載《湖上閑思錄》, 三聯書店, 2000年, 第30頁）。朱子又雲, “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 這句話對於理解朱子“格物致知”說尤其關鍵, 其中的關鍵詞即在於所謂“已知之理”。也就是說, 格物致知之工夫, 必須“因其已知之理”, 才有下手處, 若無“已知之理”, 則工夫勢必落空。

《語類》中又說:

窮理者, 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 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朱子語類》卷十八, 第392頁) 

此亦明確地指出:第一, 窮理必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第二, 此已知者, 即人本所固有的良知。此良知也就是《大學》所謂的“明德”。《大學》一開篇即雲,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此即已預設了每個人都有可明之“明德”🥱。（如朱子說:“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 收斂身心, 卻方可下工夫↖️。”見《朱子語類》, 第125頁）。《章句》釋“明德”雲:“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 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四書章句集註》, 第3頁。) 則此明德得乎天而具眾理, 即心之本體, 實即《中庸》所講的“天命之性”☆。正因為心具有眾理, 則格物窮理的工夫才有可“因”之“已知之理”。

然而, 既然“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 那麽為什麽現實中的良知不能全體朗現呢?為什麽我們有明德良知的同時還要將之推致到極處呢?《集註》說:

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 人欲所蔽, 則有時而昏, 然其本體之明, 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以復其初也💁🏿‍♀️。(《四書章句集註》, 第1頁) 

《語類》又說:

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 皆是為自家元有是物, 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 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 以至於無所不知也🫰。” (《朱子語類》卷十五, 第292頁) 

人心莫不有知, 所以不知者, 但氣稟有偏, 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 只是教他展開使盡。(《朱子語類》卷十四, 第264頁) 

“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 或者“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 或者“自家元有是物”, 這是“格物”可能的前提👨🏼‍🍼。而“所以不知者”, 此“知”所以有“未知”“未達”者, 蓋在於“氣稟所拘, 人欲所蔽”。然而, 在朱子看來, 盡管有“氣稟”與“人欲”的拘局與遮蔽, 但良知“本體之明, 則有未嘗息者”, 即此良知總有“發見”的時候。此良知所“發見”之處, 便是工夫的下手處, 所以朱子才說“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即良知所“發見”, 其工夫即是“因”此而推明之, 此亦《格物補傳》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可“因”之“知”與“理”, 朱子又稱為格物的“端緒”:

若今日學者所謂格物, 卻無一個端緒, 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 此蓋端緒也, 便就此擴充, 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 方是。致與格, 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個見識, 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 以至善惡是非之際, 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 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 且得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 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朱子語類》卷十八, 第402-403頁)

這裏所謂的“端緒”或“端倪”, 即吾人明德之發見處, 如齊宣王所發之惻隱之心。故格齊宣王見牛這件事, 其“端緒”或“端倪”就是見牛而發出的不忍之心, 而窮格推極之工夫, 就是將對牛而產生的不忍之心擴充, 使無一物不被其澤, 這才構成朱子所講的一次完整的格物致知的過程。因此, 格物前須有一“端緒”, 若“端倪”未見, 則只有涵養而談不上格物, 只有當人心感事而有明德之發見時, 才可就此推開窮格, 否則就是成了“鑿空尋事物去格”。後人不解此意, 以至於王陽明有庭前格竹子之病, 按錢賓四先生的說法, 這正是所謂的“無端緒尋物去格”也（《大學或問》說:“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 其所以為學之終也, 奈何?曰: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 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 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 而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 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則所謂“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 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乎離乎敬也, 然則敬之一字, 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見《四書或問》, 第2頁）🌅。

叁

既然《大學》的“格物”工夫離不開應有的“端緒”, 那麽, 此“端緒”又來自哪裏呢?從理論上固然如朱子所稱, 每個人良知“本體之明, 則有未嘗息者”, 即此良知總有“發見”的時候, 此良知“發見”處, 可以作為“格物”下手的“端緒”、“端倪”。但是, 在現實層面上正如《章句》所說, 人的“明德”由於“氣稟”、“人欲”之故, 總是暫明暫滅, 如果只是消極坐等良知之發見, 則非儒家工夫之道。從積極的工夫角度來說, 更應該做的是主動地去培養可資以“格物”的“端緒”。然而, 如何才能養成此“端緒”呢?就“大學”工夫來講, 既然是以“格物”為首, 而“格物”又有賴於其所“因”的“端緒”, 則此“端緒”之培養, 必不能由“大學”來完成。《語類》卷十四記:

“未格物以前, 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 已自有小學了💂🏿‍♂️。” (《朱子語類》卷十四, 第279頁) 

從“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可以看出, 雖然“大學”工夫是以“格物”為首, 但從工夫的整體上看, “格物”亦不過只是全體工夫的一個中間環節而已, 在“格物”之前仍有工夫😲。從朱子論工夫的次第上講, “格物”之前的工夫就是“小學”工夫。所以朱子又說:

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 故其長也, 無以進乎大學之道。(《經筵講義》,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朱子全書》第20冊, 第710頁) 

又《語類》曰:

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 卻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 若自家不誠不敬, 才格不到, 便棄了, 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 (《朱子語類》卷十八, 第403頁) 

是以在朱子看來, 若無“小學”之教, 便失去了進入“大學”工夫的根基, 所以《章句序》視“小學”為“大學”之“基本”👨‍🦼‍➡️👨🏼‍🦱。更進一步地說, 在朱子看來, 這種在“大學”之前的“小學”工夫, 事實上就是培養作為“格物”之“端緒”的重要工夫♕。朱子稱:

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 一旦學大學, 是以無下手處。(《朱子語類》卷十四, 第251頁) 

若無“小學”工夫, 驟然學“大學”, 則“大學”工夫就沒有“下手處”, “小學”工夫是要為“大學”工夫提供“下手處”, 此“下手處”, 其實就是上文所講的“端緒”或“端倪”。那麽, “小學”工夫是一種什麽樣的工夫呢?按《章句序》所說, “小學”所學, 是“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禦、書數之文”, 朱子又說, “小學是事, 如事君, 事父, 事兄, 處友等事, 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 (《朱子語類》卷七, 第125頁) 可見, 小學所學的, 是人之為人的一般教養,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規範。然而, 以上只是在工夫的節目上說, 如果論其精神, 則是通過“涵養踐履”來落實“孝悌誠敬”, 如朱子說:

古人由小便學來, 如“視無誑”, 如“灑掃、應對、進退”, 皆是少年從小學, 教他都是誠敬。(《朱子語類》卷十八, 第403頁) 

“灑掃、應對、進退”之教, 只是養其誠敬而已🫨。反過來, 如果沒有“誠敬”的精神, 則雖然存在其節目, 但已不能謹乎此“灑掃、應對、進退”之教, 《大學或問》說:

蓋吾聞之, 敬之一字, 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 不由乎此, 固無以涵養本原, 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教🤩。(《大學或問上》, 《四書或問》, 第2頁) 

朱子又在《答吳晦叔第九》說:

蓋古人之教, 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 及其少長, 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 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自註:此小學之事, 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 及其十五成童, 學於大學, 則其灑掃應對之間, 禮樂射禦之際, 所以涵養踐履之者, 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答吳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書》第22冊, 第1914頁) 

盡管朱子稱“小學”之事為“知之淺而行之小者”, 但通過“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 事實上在十五歲入“大學”之時, “小學”涵養踐履的工夫體現在效驗上已經是略有“小成”了♦︎。那麽, 這所謂“小成”, 又意味著什麽呢?一方面, “小成”當然是相對“大成”而言, 學既有小🪒、大之分, 其“成”亦有小、大之分, “小成”者, 是因為“小學”之事為“知之淺而行之小者”, 因為“小學”只是《大學或問》中所說“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 尚未能夠做到“大學”所要求達到的“察夫義理, 措諸事業”, 所以視其“成”為“小”。然而, 從另一方面來講, “小成”雖小, 但畢竟也是有所“成”, 所謂“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即是其“成”。朱子又說:“小學涵養此性”, “忠信孝弟之類, 須於小學中出”。(《朱子語類》卷十四, 第252頁) 在朱子看來, 經過“小學”的養成, 已經有了“誠敬善端”的“發見”（如朱子說:“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見《朱子語類》卷七, 第124頁）。也就是說, 一個人經過“小學”的工夫, 已經成為了一個“善”的人（在朱子看來, “小學”階段養成“善”, “大學”之工夫則可臻於“至善”。朱子固然極重視《大學》“止於至善“之說, 有“‘善’字輕, ‘至’字重”、“善, 須是至善始得” (《語類》卷十四) 等說法, 但同時亦認為欲“止於至善”, 卻離不開“小學”所打下的“善”的根基。有關朱子論“善”與“至善”的關系, 可參見拙文:《善與至善:論朱子對〈大學〉闡釋的一個向度》, 載《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 2001年, 第23-50頁），朱子甚至比喻說, “小學”之後, “已自有聖賢坯模”, “大學”之功不過是在此坯璞加些“光飾”而已（如朱子說:“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 已自是聖賢坯璞了, 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朱子語類》卷七, 第124頁。又:“古者, 小學已自暗養成了, 到長來, 已自有聖賢坯模, 只就上面加光飾✅。”《朱子語類》卷七, 第125頁👩🏻‍🔬。錢穆先生亦稱, 在朱子那裏, “做起碼聖人是小學工夫, 做傑出透格聖人是大學工夫。”參見錢穆:《成色與分兩》, 載《湖上閑思錄》, 三聯書店, 2000年, 第30頁）。朱子又說:“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 根基已深厚, 到大學, 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 (《朱子語類》卷七, 第125頁) 可以說, 此“誠敬善端”之“發見”, 或所養成的“聖賢坯模”, 才是“大學”格物致知工夫的根基所在🌚。故朱子稱“不離乎此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反過來, 若離此根基, 則不足以從事“大學”的工夫:

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 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 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 (《答吳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書》第22冊, 第1915頁) 

如果不經“小學”涵養履踐有素之工夫, 則人心尚處於“雜亂紛糾”之中, 朱子認為是不可能下“大學”格物致知的工夫。所以然者, 若人心始終處於“雜亂紛糾”之中, “氣稟”👨🏼‍🍼、“人欲”偏勝, 導致“本體之明”多處昏蔽之中, 則“已知之理”不明, “大學”工夫所賴以存在的“端緒”就很難顯現出來, 自然也就無法因其已知而推致其所未知, 因其已明而推致其所未明。所以朱子才說, “未見端倪發見之時, 且得恭敬涵養” (《朱子語類》卷十八, 第403頁) , 而“小學”工夫的意義, 恰恰在於通過涵養履踐來保存心體之本然, 是以朱子又說:“故《大學》之書, 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 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 (《答吳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書》第22冊, 第1915頁) 

不過朱子有關“小學”的種種論說, 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對古代的某種理想性設想, 是所謂“三代之隆, 其法浸備”的結果, 而實際情況是, “及周之衰, 賢聖之君不作, 學校之政不修, 教化陵夷, 風俗頹敗” (《四書章句集註》, 第1頁) , 從而三代理想的“小學”並不行於後世。不過, 既然“小學”不行於後世, 那麽“大學”工夫所需要的“端緒”又從何而來呢?又如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夫體系呢?在朱子看來, 三代之後“小學”不行, 這是事實, 故其編《小學》一書, 就有甚深的意味, 而非僅是啟蒙的需要。與此同時, 就工夫而言, 既然“小學”工夫“灑掃、應對、進退”之教, 只是養其誠敬而已, 是以朱子就據伊川的說法, 以持敬來補“小學”之闕:

問:“《大學》首雲明德, 而不曾說主敬, 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 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 (《朱子語類》卷十七, 第370-371頁) 

這樣, 從工夫的整體上看, 朱子“主敬”的工夫就有了更為重要的意義, 它實質上替代了“小學”的工夫, 或者說“主敬”就被視作“小學”工夫（如朱子說:“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 收斂身心, 卻方可下工夫。”見《朱子語類》, 第125頁）, 並因而成為“大學”工夫的“入手處”。不過, 從另一方面來講, 朱子認為“主敬”的工夫較之“小學”工夫而言, 涵蓋的範圍要來得更寬泛一些, 故其說:“某看來, 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 (《朱子語類》卷七, 第126頁) 所謂“徹上徹下”, 即指“敬”不僅只是“大學”工夫之前的工夫, 同時也貫穿於“大學”的整個工夫過程中（《大學或問》說:“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 其所以為學之終也, 奈何?曰: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 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 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 而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 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則所謂“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 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乎離乎敬也, 然則敬之一字, 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見《四書或問》, 第2頁）。在這個意義上講, 朱子通過論“小學”與“大學”的工夫, 事實上與其論《中庸》“主敬涵養”的“未發”工夫可互相發明。

對朱子而言, 《大學》工夫不可以孤立地看待, 不能將《大學》工夫單獨割裂出來。在《大學》之八條目中, 固然以“格物致知”為首, 但在朱子的整個工夫序列中, 格致亦不過是全體工夫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格致之工夫本身仍然離不開它的前提, 即所謂“格物”之“端緒”, 而這個“端緒”則來之於“格物”這個環節之前的工夫, 亦即“小學”的工夫, 同時也就是“主敬涵養”的工夫。“大學”工夫是“因小學之成”而開始的, 無“主敬涵養”之工夫, 也就不能“因小學之成功, 以著大學之明法”💅🏽。(《四書章句集註》, 第2頁) “小學”與“大學”在工夫上是相輔相成的, 無“小學”則“大學”工夫無根本, 無“大學”則“小學”工夫難以圓滿。同時, 也正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工夫離不開“小學”涵養履踐之功, 我們對“格物致知”工夫的性質及其得失也才可能有一個真切的了解, 從而對朱子工夫論的批評, 也相應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澄清。

《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