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柏林墻倒塌後,無論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是在學術領域,馬克思主義在德國(主要指原民主德國區域)被迅速邊緣化(在原聯邦德國區域歷來都處於邊緣地位),但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德國(既包括原民主德國又包括原聯邦德國)並未完全沉寂;相反,新世紀以來還出現了馬克思思想復興、馬克思熱。可以說,作為馬克思故鄉的德國,今天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重鎮♋️。

【專題】🏄：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

【中圖分類號】：D751.6

柏林墻倒塌後👰🏽‍♂️，無論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是在學術領域，馬克思主義在德國(主要指原民主德國區域)被迅速邊緣化(在原聯邦德國區域歷來都處於邊緣地位)，但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德國(既包括原民主德國又包括原聯邦德國)並未完全沉寂；相反🏋🏽，新世紀以來還出現了“馬克思思想復興”、“馬克思熱”。可以說👨🏿‍🦳，作為馬克思故鄉的德國🕌，今天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重鎮。

在“重新發現馬克思”的過程中，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同路向或多或少地涉及階級問題。有關階級問題的著述“鋪天蓋地”，有關階級問題的學術會議“接連不斷”。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僅《馬克思主義創新雜誌》(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馬克思主義雜誌》(Marxistische Blätter)發表的相關文章約有60篇。如《馬克思主義創新雜誌》連續四期討論“今日階級與階級理論”、“階級與危機意識”等問題;《馬克思主義雜誌》討論“告別工人階級”😤、“階級與今日階級理論”、“階級對立-社會抗議”👮🏼、“作為階級鬥爭空間的城市”等議題🚣🏻‍♂️。德國第一屆馬克思主義大會有兩個議題關涉階級問題，即“變化了的資本主義階級社會”⏳、“階級運動有未來嗎”🧏🏽‍♂️🥁。烏帕塔爾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決定，自2003年起集中討論階級問題🤕，並為此創辦階級分析規劃網站，召開“無產者抑或無產階級回歸”、“階級分析與方法論批評”👨‍🦼‍➡️、“新自由主義政治與階級分析”等學術會議▶️，出版輯刊《階級分析文獻》。在系列研討中🧑🕝，有關階級問題的研究得以深入，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的批判性反思也得到深入推進。

一👩‍🚒、階級結構變化與中產階級問題

階級結構及其變化，歷來是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以及左翼學者關註的問題之一。早在20世紀70年代🕤，法蘭克福馬克思主義研究所(IMSF)就對聯邦德國階級結構及其變化問題進行過大型研究。這一研究甚至決定了德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導向😗，即賦予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聯盟以重要意義。柏林墻倒塌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階級結構及其變化問題再度成為德國學者關註的熱點。

（一）階級結構變化👨🏼‍🦱：階級問題研究的出發點

德國經濟學家A.萊澤維茨在《階級關系👩🏽‍🏫：競爭的激活》(2014)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經濟領域的基本趨勢是從資本擴大再生產向集約化擴大再生產過渡，“技術合理化對經濟增長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工業企業從業者人數增長比例大幅下降🎊，但社會對優質勞動力(包括外來勞動力)的需求卻不斷增長🧔🏻。1950-1960年間，聯邦德國工業企業從業人數增加64%，隨後10年只增加6.5%💃；工業企業從業者毛收入增長34%，隨後10年增長了72%✷。70年代以來，聯邦德國全部從業者數量持續上升，由1970年的2600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4260萬人🏌🏿‍♂️，其中研究人員數量急劇增多🉑♗、優質勞動力數量增多；每個從業者年平均勞動量每10年下降10%。新世紀以來👷‍♂️，這個趨向有所弱化🗓，但仍得以持續。

從業者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一是工人占全部從業者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70年的42%降至1980年的37%🤸🏽‍♂️，再到2013年的23%；而職員(通常是指“白領”，不包括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占全部從業者的比重則不斷上升，即從1970年的37%升至1980年的43%，再到2013年的60%。這表明，物質生產領域的重要性逐漸失去🧑🏿‍🦲，“非物質生產”領域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因此，英國社會學家G．瑟爾鮑姆(Göran Therborn)斷言,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核心地位。二是下層從業者(指從事“低級”工作、收入較低的勞動者)數量巨大且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達1220萬人,占全部從業者的29%🎼；若加上自主創業者220萬人，則占全部從業者的34%；下層從業者失業率2010年和2013年分別達11.2%和8.9%👩🏻‍🦼👨‍👩‍👧‍👧。三是非典型從業者數量增加，其中，婦女占有很大比重✈️。所謂“非典型從業者”(按2010年統計數據)包括對工作時間有要求的從業者(男女各占50%)💳🕵🏽‍♂️、兼職從業者(婦女占87%)、不重要崗位從業者(婦女占77%)——三者加在一起，婦女所占比例多於71%👈🏻。與完全從業者相比，非典型從業者比2010年前增加310萬人👩🏽。

根據A.萊澤維茨的看法，失業率居高不下、下層從業者數量巨大、非典型從業者比例上升🐖，都意味著從業者困難化要素增多🫑。德國社會學家D.鮑裏斯(Dieter Boris)甚至說，盡管知識分子階層總體上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困難化趨向也逐漸加劇。1980—2010年間💈🏈，知識分子中恐懼降級者的比例從30%上升至50%。這意味著🧛🏼‍♂️，在傳統產業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下降的同時♟，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數量不斷增加，但大多數缺乏躋身高質量生活的機會,晉升之路越來越狹窄👊🏼，“降級危脅與晉升受阻相關聯”🟩。

經濟狀況與階級結構的變化帶來了社會政治力量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工會會員數量增加較快。比如，1968—1974年間，IG鋼鐵公司工會會員數量從196萬增加到259萬人；DGB工會會員數量從640萬增加到740萬👩🏼‍🍼。這一時期🚵🏻‍♀️，工會態度相對強硬。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德國出現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一代工會成員主導的政治鬥爭📑🧗🏼‍♀️，導致了工資增長🦉💁🏼‍♂️、勞動時間縮短。但是，80年代初🫱🏽，在高通脹率背景下簽訂的勞資協議表明：工資增長政策是不可能實現的。此外🥖，工會組織程度也出現回落🏰，工會成員在全部從業者中所占比例從198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18%🖤。同時，企業稅負大幅下降：原聯邦德國區域從54%(1995—1996)降到34%(2010)；原民主德國區域從28%(1995—1996)降到17%(2010)🫅。所有這些🤷‍♂️，都強化了企業主的地位。

綜上所述，A.萊澤維茨從生產方式變化、從業者結構變化🪇、從業者困難化要素增多、社會政治力量變化等方面對德國階級結構變化的分析表明👰🏽‍♀️：物質生產領域的重要性不斷下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重要性持續上升；藍領工人數量不斷下降📣，白領工人(包括職員)數量持續上升；在集約化擴大再生產中，優質勞動力(包括外來優質勞動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德國總體失業率下降，但下層從業者失業率居高不下，非典型從業者急劇增多👨🏽‍🚒；新自由主義調控勞動力市場🫷🏽、削減社會福利，使從業者困難化趨向加劇，社會競爭壓力加大。總體上看🖌，A.萊澤維茨的分析是比較符合當今德國社會現實和階級狀況的⛹🏽‍♀️，其結論對於了解德國社會結構、階級結構變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二）中產階級問題：階級結構變化研究的關鍵

在階級結構變化問題的研究中，關鍵問題是在對中產階級的評判上🧘🏿‍♀️，出現了“中產階級崛起”和“中產階級萎縮”兩種相反的觀點🍸。

主張“中產階級崛起”的一方認為，2011年世界各地爆發的大規模反資本主義的示威遊行、暴力抗議活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J.E.斯蒂格利茨甚至將這些抗議活動與1848年歐洲革命👩🏽‍🚒、1968年學生運動相提並論🕵🏼。當然👨🏽‍⚕️，對於這些抗議活動的解放性質，德國政治學家F.德佩(Frank Deppe)表示不能過分誇大，否則會妨礙人們的正確理解🦃👀。他在《社會動蕩新時期？》(2013)中指出，2011年抗議活動顯然不同於以往的工人階級反抗運動。不論是席卷北非各國的“阿拉伯之春”⛹️，還是紐約的“占領華爾街”；不論是德國的“占領法蘭克福”，還是巴西的“熱帶之春”👨‍🦰，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城市中產階級青年是抗議活動的主導者與主力軍。例如，在北非各國，尤其是在突尼斯的抗議活動中♣️，活躍分子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待業或無業青年🧔🏻，其中大多數居住在市郊，與左翼政治組織沒有密切聯系✂️。在這裏，老左派(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支持。在歐美國家，情況也大致如此。

與上一代人不同的是，這些大學生對未來財富和生活質量的期望值較高而政治意識比較淡薄，認為“社會主義”是伴隨著長期物質匱乏而形成的壓抑自由的社會製度➰；他們向往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崇尚個人能力。這就像G.瑟爾鮑姆所說，在21世紀，工人階級將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對解放的普遍追求將為對中產階級地位的普遍追求所代替🏊🏼‍♀️。因而🫱，F.德佩也認為，工薪中產階級崛起也許是21世紀的本質特征之一。不過，他主張對抗議活動作進一步的觀念重構，並主張把中產階級細分為兩個部分：成功的上層人士(已融入主流社會)和底層的降級者(包括潛在降級者)。在他看來，抗議活動中的大多數中產階級青年屬於後者。面對這些新變化📡，當務之急是如何將反資本主義抗議活動中的各種力量整合起來。對此，F.德佩認為👨‍🦽，人們不能再訴諸20世紀工人解放運動的經驗🖼。因為從總體上看，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工人階級的核心地位已經喪失——抗議者要麽出於對社會地位的不滿，要麽出於對將遭受降級的恐懼，才自發地走上了街頭。

主張“中產階級萎縮”的代表主要有德國經濟學家J.比朔夫(Joachim Bischoof)和B.米勒(Bernhard müller)👨🏻‍🦱。他們在《當今階級👘：社會中產階級萎縮》(2013)中指出，中產階級普遍持有精英主義觀念，認為中產階級不是憑借家庭出身或遺產繼承，而是憑借個人能力獲得相應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的。據德國民意調查：2010年，在原聯邦德國區域，62%左右的居民將自己定位於中產階級；在原民主德國區域，這個比例也高達51%。換言之，他們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都是公平競爭的結果，市場經濟社會等於績效社會。

J.比朔夫和B.米勒並不完全否定德國大多數居民的自我定位🌆，甚至認為這種定位曾經有過社會現實基礎。在他們看來👡，中產階級的界定🧘🏻，與職業、收入和文化程度密不可分。二戰後💽，德國實體經濟繁榮，曾經為中產階級形成提供了現實基礎。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新自由主義觀念為基礎的金融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膨脹，實體經濟失去了原有的發展動力🍢。這導致了有組織的勞資體系解體，社會不同階層收入差距繼續拉大6️⃣💪🏼，從而損害了原有的精英主義觀念。據調查，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前🩵，認為現有經濟體系是不公正的德國公民約占73%。80—90年代🔚，德國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未給出保障中產階級的許諾，從而導致中產階級日益嚴重的政治冷漠。今天，即使受過良好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人，也不能保證必然有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甚至可以說，在當今資本主義階段，“中產階級”僅僅是一個幻象🫷🏻，至少在今日德國👱🏼，中產階級出現了萎縮。

德國學者在中產階級問題上態度迥異，但在“中產階級細分”、“知識分子分化”問題上卻達成了共識，都認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作進一步細分。例如◽️，F.德佩將中產階級細分為已經躋身於主流社會的“成功人士”和處於社會底層的“降級者”(包括恐懼降級者)。D.鮑裏斯在《作為知識分子分析背景的社會結構變化的長期趨向》(2013)中指出，對知識分子分化發生重要影響的社會結構變化趨向在於🕗：一是伴隨著服務業迅速膨脹，傳統製造業工人數量急劇下降，而服務業工人數量急劇增多👶🏿：服務業工人在工人中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45%躍升到2010年的73．5%；二是工薪階層內部兩極分化趨向加劇🦪👮🏼‍♀️。因而，他將知識分子細分為三個階層，即高級管理者階層、工薪研究者階層、自由職業者階層8️⃣。1990—2007年，各個階層的比例都增長了1%—2%👨🏻‍🍳。在他們看來👳🏻，即使知識分子普遍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其中不乏恐懼降級者🙎🏽；盡管中產階級青年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深受1968年學生運動、70年代新社會運動的影響，追求物質財富🧒🏼、期望高質量生活💁🏿‍♂️，但政治意識淡薄，甚至政治冷漠現象嚴重。因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能否成為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能否成為新社會運動主體💄☄️，仍懸而未決。

綜上所述，與其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關於德國階級結構變化的分析中✅，關鍵問題是中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學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一是認為中產階級崛起。例如🗳，針對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有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盡管F.德佩強調不能過分誇大這些抗議活動的解放性質🛜，但他也承認中產階級青年是這些抗議活動的主導者和主力軍。因而可以說，工薪中產階級崛起也許是21世紀的基本特征之一🚣🏻。但J.比朔夫和B.米勒認為🙆🏽‍♀️，盡管德國居民自認屬於中產階級的比例較高並持有中產階級的精英主義觀念，但“中產階級”不過是一個幻象。從個人職業分層、收入差距拉大🫴🏻、文化程度差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有組織的勞資體系解體，政治冷漠現象加劇等方面的分析🛒，他們得出了“中產階級萎縮”這樣的結論。那麽，在德國🦦，中產階級狀況到底如何呢？這不能簡單地給出答案，而是需要實際考察後進行具體分析。

二🚶🏻、階級概念：告別還是重新接受

自18世紀中期以來👷🏻‍♀️，階級概念就被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理論分析的核心概念。20世紀50—60年代，在聯邦德國，階級概念幾乎被一致認為是社會分層分析的基本概念🫗☢️。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圍繞工人階級是否“逝去”，“階級意識”是否過時，“階級鬥爭”是否具有現實性等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討論。

（一）“告別階級概念”🌶🔽：一種很強的聲音

德國社會學家L.彼特(Lothar Peter)是主張告別階級概念的代表人物🕺🏻✊🏿，他在《我們用階級概念做什麽📅？》(2010)中對此進行了系統闡述。

1.階級概念的歧義性與作為集體主體的階級概念🐋。L.彼特承認🚬，對社會主義運動與左翼政治思潮來說🤸🏽，階級概念曾經起過重要作用，表達了社會反對派的不平等體驗📹，工人階級被視為社會財富的集體創造者和戰勝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在他看來，階級是由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膚色，但經濟狀況相同的人構成的；通過共同的生活方式確定、並享有既定的社會資源(居住關系、教育關系、自由時間等)；有與其經濟狀況、生活方式相適應的象征意義維度，即“共同的集體自我形象、共同的闡釋模式、共同的思維方式、共同的道德標準、共同的價值取向等”🪦。為了論證階級的存在，僅僅回到被馬克思視為經濟範疇的階級概念是不夠的📃，而必須在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標準以及集體的歷史行動能力意義上談論階級的特性。

2.工人階級概念完全過時🎩，雇傭階級概念也是不合適的🧘‍♂️👧🏿。二戰後🩹🌝，工人以追求利潤為行為取向與價值取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無產者環境消失🩷。到20世紀中期⟹，階級的客觀狀況、集體的生活方式、階級意識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了🕵🏼‍♀️。20世紀末👏🏿🙍，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階級的標誌性特征開始瓦解，這一點對工人階級來說尤為適合。即使堅持階級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德國社會學家W.澤普曼(Werner  Seppmann)也不得不承認：現在人們不再談論“工人階級”(Arbeiterklasse)，而只談論“雇傭階級”(Lohnabhängigenklasse)🧔🏼‍♂️。後者除工人之外，還包括生病的企業職工。在L.彼特看來🦉，W.澤普曼雖然看到了雇傭階級的整體分化，但又不願意放棄一般的階級概念與特殊的工人階級概念，這就導致對雇傭階級的分析出現問題：一是雇傭階級的特征與階級的特征相矛盾🤗；二是雇傭階級概念不明確，以至於不能用來評價一定階級的經濟基礎。L.彼特認為✊🏼🌮，在資本主義現代化、勞動靈活化🤸🏼‍♀️、生活方式私人化以及為匱乏的生存資源而競爭的條件下，既不存在工人階級也不存在雇傭階級，更不能談論革命的無產階級。換言之，對階級定義來說，工人階級概念完全過時了🙎‍♂️，雇傭階級概念也是不合適的🍥。

3.集體主體分裂與階級分層模型失效👁‍🗨🚶🏻‍♂️‍➡️。如果階級本質上是通過與其他階級客觀的或主觀的劃界來定義的，那麽所有因劃界而出現的問題就是相互滲透的，並由此而模糊了與階級構成相對立的標誌性界限。這就意味著🍯，一方面社會分化越來越尖銳🫔，另一方面階級劃界越來越模糊👳🏿。L.彼特指出，在復雜的、高度分化的社會(如德國)🩺，支配財富和權力的群體🧑🏽‍🌾，並不限於大資本家🙆‍♂️、上市公司高管，還包括政治家🛍️、律師、行政人員、警察、軍官、科學家、傳媒業主在內的統治體系。

鑒於資本主義現代化、多元化🤷‍♂️🤦🏼、私人化過程，階級概念是有問題的，它不過是意識形態製造的產物；由於社會結構變化，工人們的行為取向和價值取向發生了改變，從而導致階級分層模型失效，因為它不足以恰當地反映當今社會結構的復雜性♊️、破碎性。即便是社會環境論構想😑，也存在許多問題，既沒有恰當地評價社會分層的經濟條件的重要性，又不能把握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對抗問題的經濟動因🚿。總之🙅🏿‍♂️，“在當今德國以及其他國家中，不再表現出階級社會的結構特征。越來越多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沖突〽️，不再直接涉及勞資矛盾，而且大量社會運動、創新活動與網絡在居民中並沒有找到特別重要的社會基礎。社會沖突的導火索通常是區域性的🙅🏼‍♂️、地區性的社會問題，而非種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張力與敵對。”

4.在金融資本主義背景下🤶🏼，重新形成階級是不可能的。法國社會學家R.卡斯特(Robert Castel)在《社會階級變得模糊》(2003)中指出：對於反對在社會中只看到個體與個體生活道路嘗試來說，階級概念有其根本價值🫅🏋🏿，它提醒人們今天仍然存在著不能被還原為個體交換關系的集體支配關系。L.彼特說，R.卡斯特堅持階級概念的現實性，認為當今社會集體強製仍然占支配地位，這只證明了階級與集體歸屬性的存在🌊，但並不意味著階級重新形成是可能的。事實上，社會的碎片化、競爭化🏂🏻、私人化🧏🏻‍♀️，消解了階級形成的前提條件🎰。而對於某些左派試圖在全球化背景下激發全球亞無產者或全球下層階級反對新帝國主義霸權的期望👨‍🔧👩🏻‍🦲，L.彼特也表示了質疑。因為不清楚究竟誰屬於全球亞無產者。在亞非拉國家🖌👋🏻，看不到真正的抗議活動、暴亂與暴力沖突。這一方面意味著階級結構被侵蝕𓀏；另一方面意味著社會分化與困難化。正如F.德佩所指出的，左翼政治不再能依靠穩定的階級聯盟與工人階級核心，而應看到它們與社會集體主體狀況及其矛盾的異質性。

總之，在告別階級概念問題上有三個方面的體現👸🏿🧑‍🎓：一是工人階級已經“逝去”。在《逝去的階級：德國工人狀況》(2006)中🫐，德國社會學家H-G.蒂恩(Hans-Günter Thien)對此有過專門論述。F.德佩更是強調，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20世紀，工人階級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就是說🤦🏼‍♀️，工人階級內部結構也打上了地域、職業傳統、宗教印記🤳🏻，而工人黨、工會並未掌握工人階級大多數。二是階級意識已經“過時”🐥。L.彼特指出，只有當資本主義社會化進程不僅導致統一的物質再生產條件，而且導致個體與特殊群體的不一致😵‍💫，從而磨平了大多數人的集體生活方式，並由此導致明確的階級情緒與集體認同時才能形成階級。但在可見的將來，根本不能期待這種情況出現🤽‍♀️。H-G.貝勒(Hans-Günter Bell)指出🐾，今天勞動階級(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固然還有階級意識，但與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意識相比，階級感受處於支配地位🧺。三是階級鬥爭“缺乏現實性”。盡管R.迪特耶、E.哈恩等人認為，在今日德國，階級對抗是一個事實，甚至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出現了社會鬥爭的復興。但是，德國歷史學家H.諾伊貝爾特(Harald Neubert)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並未正確地理解階級之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關系🩰，總是強調階級問題的至上性🧑🏻，強調階級利益與階級鬥爭範疇的核心意義🏈；而“今天的實際情況是🙇🏽‍♂️，‘為進步而鬥爭’與‘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不能被還原為階級鬥爭”。因為🧑‍🧑‍🧒，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群體的“階級鬥爭”🛰，主要是“為經濟利益而鬥爭”，因此缺乏政治訴求。

（二）“重新接受階級概念”𓀇：一種可能的選擇

對於L.彼特“廢除”階級概念的主張🪫，以D.鮑裏斯為代表的一些德國學者不僅嚴厲批評與逐一反駁，而且始終認為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階級概念不僅不應當被拋棄，反而需要被重新接受。德國政治學家P.施特魯特恩斯基(Peter strutynski)表示，在變化了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重新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作為資本主義轉型中的“一個政治範疇”，是不可消除的🔔。在《我們用階級概念做什麽？對L.彼特的答復》(2010)中👨🏿‍🔬，D.鮑裏斯指出👇👳🏻，L.彼特並未準確地(甚至是錯誤地)反映出社會現實經驗趨向，其觀察與論證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對於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缺乏真正的理解。因此，盡管當代社會階級結構變化構成了階級分析自我理解的困難，但這並不是拋棄階級概念的理由。

1.關於階級的構成要素。根據L.彼特的說法，隨著社會分化日益尖銳化，未來復活階級概念是不可能的💂🏿‍♂️🪽。對此，D.鮑裏斯指出，直到20世紀中期📄，階級的三個要素——共同的經濟狀況、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相應的象征意義維度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滿足的。只是後來越來越差異化的生活方式、生活風格，導致這個工人階級碎片化🧟‍♀️，甚至原子化了。德國法學家P.羅默(Peter Römer)強調🏌️‍♀️，關於階級形成，馬克思已經論述得非常清楚，即經濟條件相同的家庭，以他們的生活方式✊🏼🔷、興趣、教育與其他階級區分開來、相互敵對而形成階級🏌️‍♀️。所以，L.彼特“確證的”階級碎片化乃至階級消失的說法，只不過是重復而已👨🏿‍💻，並沒有任何實在性。

2.關於工人階級概念。對於L.彼特不再將工人階級(即產業工人共同體)與資本家階級對立起來的觀點，P.羅默給予了肯定；但他同時指出，L.彼特認為工人階級概念已經過時的觀點，並不符合關於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分析。P.羅默認為，既不承認工人階級存在👎🏻，也不承認雇傭階級存在是不合適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根源與細微分支👩🏼‍🎨，都處於資本家階級與非資本家階級的分化中，且這兩個階級處於對抗性矛盾中🦼。對於H.G.蒂恩將工人與職員都視為雇員(雇傭職業者)的觀點，德國社會學家H.G.貝勒認為應該肯定🏪，但存在著混亂。他指出💇🏻‍♂️，盡管人們今天不再使用剝削和壓迫概念，但仍然會感受到歧視的存在⛑️。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工人能夠團結起來🤵，並普遍認同如下立場：人們必須聯合起來代表共同利益😗。

3.從經濟階級轉向政治階級。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區分階級的根本標誌在於⚱️，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是否占有其他集團的勞動👨🏽‍⚕️。因而從根本上說，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然而，德國學者S.赫爾克默(Sebastian Herkommer)指出，社會不平等不僅產生於不平等的職業關系、收入關系💌、勞動條件👷🏻‍♀️🪦，而且形成於超越職業生活、社會環境或生活方式的群體🛸。就是說🛀，階級概念不是一個單純的結構性概念，它包括個體意識和個體行為的特殊形式。這樣🏪，批判的社會分析的任務就是為社會環境的“去謎化”作出貢獻：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只有有意識地行動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地追尋其目標，才能無意識地生產與再生產(支配和確定)他的關系。由此，S.赫爾克默就開啟了告別“經濟階級”(作為勞資利益的表征)與“階級”(作為擁有大致相同的經濟背景和集體意識的“群體”)相互交織的機會。

德國學者U.克雷默(Uwe Kremer)則試圖從政治實踐維度拓展關於階級問題的討論：一是指向階級分析與霸權理論之間的聯系，即在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討論馬克思與葛蘭西之間的關系；二是討論企業、經營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在此，U.克雷默思考了根本對抗的階級關系以及全部勞動者如何被理解為不斷變化的階級社會的動力問題👨🏽‍✈️🚶🏻‍➡️。在他看來🚣🏿，階級社會不再是由經濟決定的🙍‍♂️，而是由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變化決定的，是借助於政治幹預形成的🏊🏽‍♀️。這樣，U.克雷默就徘徊於下述方案之間：一是為工業要素而復興生態的-團結的變革規劃🟪，二是中產階級特有的政治發展規劃。

德國哲學家E.哈恩(Erich Hahn)的結論與U.克雷默相似，但出發點不同：E.哈恩試圖證明，在階級社會(如德國)中🧔🏼，勞資對抗仍然存在並繼續起作用🫷🏻。因而👩🏼‍🍳，應該在能找到社會矛盾的地方，尋找社會結構變化的歷史主體。P.施特魯特恩斯基指出，當政治階級不再僅僅被視為階級利益的客觀代表，而或多或少地成為階級主體的自主行為，並由此能夠為“階級社會有意識地和無意識地塑造”作出貢獻時，U.克雷默的觀點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階級概念政治化的過程中👐🏽，他很少提到馬克思關於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

與U.克雷默👨‍💻、E.哈恩不同💝，德國學者U.奧斯特坎普(Ute Osterkamp)的出發點是資本家階級現實性的動力問題。他認為🧡，在每個人都能限製和壓迫他人的情況下⛹🏽，社會壓迫關系毫無例外地發揮作用。這種功能機製導致不同社會群體在實際行動中相互對抗，階級壓迫被延緩或被大幅度弱化🙆🏽。“所有壓迫者開始大統一🤐，在那裏只有團結，沒有差異。”這樣，否定被包容進社會權力關系和壓迫關系的現實存在，就導致反抗壓迫的鬥爭成為次要的了。因此，U.奧斯特坎普認為現在的中心任務並不是從社會主義目標或近似目標出發的政治定位👰🏼，而是克服社會權力關系和自身異化關系，關鍵是要分析現實階級的復雜性。

可見🩷，S.赫爾克默⇢、U.克雷默等人采取了中間立場🏌🏼‍♂️🧏🏼‍♀️：階級結構變化既不意味著階級特征被拋棄👩🏽‍🍳，也不意味著傳統階級概念的回歸；“下層階級”概念是可疑的意識形態用法👍🏼；批判的社會分析要告別傳統的“經濟階級”轉向“政治階級”💍。

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現實性

早在《理論與實踐：社會哲學研究》(1963)中，哈貝馬斯就列舉了“不利於馬克思主義的四個事實”，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概念、階級鬥爭理論🧑🏻‍🏫💙、革命主體學說、社會主義學說遇到了挑戰🌠，或曰不再適應了。到《重建歷史唯物主義》(1976)中，哈貝馬斯又明確指出階級鬥爭理論再也不能到處運用了🧖🏽。20世紀70年代🔝，美茵河畔法蘭克福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在分析了“1950—1970年聯邦德國階級結構”後指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已不再具有現實性，因而必須借助於現代社會理論克服其自身缺陷。新世紀以來🦹，德國學者從多個方面討論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現實性問題🫀。

（一）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批判性反思

在《馬克思恩格斯視閾中的工人階級歷史使命及其歷史現實性》(2009)中，H.諾伊貝爾特討論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等問題，並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反思🍟👭🏻。

1.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感弱化。作為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論最重要範疇的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邏輯及其階級關系和階級鬥爭動力學中引申出來的🦊。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結論：在大量被剝削的無產者與少數剝削人的資本家階級之間出現了兩極分化，歷史召喚了無產階級借助於階級鬥爭消除這個矛盾🧙，並進入較高的社會主義社會，即沒有剝削、擁有社會正義的社會🔅。H.諾伊貝爾特認為👁，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由於工人運動與無產階級亞文化的發展🧑‍💻，似乎還滿足這個診斷。但是⛓，“19世紀末以來就出現了這樣的苗頭👨🏼：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並不是絕對的。在主要階級之間保留了作為社會經濟主體、政治主體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政治💂‍♀️、意識上被很大程度地整合進資本主義體系中，原因是與資本主義繁榮相聯系的勞動條件與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這意味著，今日工人階級歷史使命感已經弱化🧑🏽‍🎨。

2.帝國主義本質與資本主義發展潛能。H.諾伊貝爾特指出，《共產黨宣言》關於資產階級歷史作用與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評價，至今仍然具有有效性。列寧的貢獻在於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研究👩🏿‍🦲👩🏽‍🦳，並提出帝國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壟斷消解自由競爭”👨🏿‍🎓🕵🏽‍♀️。此後,各國共產黨人一直追隨列寧的說法：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H.諾伊貝爾特表示，“從當今視角看♾，回到列寧的(帝國主義)定義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盡管瑞士和瑞典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照樣表現出帝國主義膨脹目的與帝國主義政策🏊🏻‍♂️，但即使在當時🏊🏿，‘帝國主義’概念也是有差異的：帝國主義並不能被理解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而只能被理解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進攻性的🧜🏼‍♀️、膨脹性的帝國主義政策🧬。”此外，由於工人階級的社會狀況🤷🏻、政治意識✡️、社會心理的巨大改變🧎‍➡️，歐洲社會民主黨放棄了社會主義目標而走“第三條道路”，被整合進資產階級統治體系並成為其穩定要素🫳🏼。這就使得否認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或重新復活的潛能、期望革命的危機總爆發，並將社會主義革命納入政治鬥爭議程的願望落空🤕🦦。

3.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前景🚴🏿‍♂️。H.諾伊貝爾特認為，葛蘭西關於危機的論述表明，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必然失敗🖨，而只是這個經濟系統的適應與更新過程。這就意味著，即使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也並不必然能夠直接對政治領域發生作用🧜，資本主義危機並不必然直接導致社會主義革命🛒。這顯然與國際共運的觀點不同。即使在國際共運內部👩‍❤️‍👩🔘，也存在兩種對立的立場：一是強調必須戰勝資本主義，但就現實狀況而言，在可見的將來並未提供戰勝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因而目前階段工人階級的任務是🪛❣️，為實現勞動力商品價值爭取更好的條件、為資本主義內部越來越多的民主和社會進步而鬥爭🌨。二是認為無需戰勝資本主義🩻，而只需捍衛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為未來社會主義而鬥爭🧛🏽‍♀️，首先要求鬥爭主體形成🧎，這不僅必須包括純粹工人階級，還必須包括工人運動組織。

H.諾伊貝爾特不認同第二種觀點🩵，但基本贊同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今天，勞資矛盾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矛盾，它表現在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權力關系中🪶，表現在資本主義所有製關系中🕊，表現在資本的利潤增殖強製和剝削中。不過，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不能被還原為解決勞資矛盾。對“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來說，必須考慮到作為潛在主體的新社會運動𓀋，如生態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全球化批判運動、和平運動等。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否定工人階級作用，而是鬥爭主體多元化，涉及其他反對資本主義、親社會主義的力量。因為人類文明問題🧑🏽‍✈️，盡管產生於或再生於資本主義🤵🏿，也或多或少地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人、所有團體、所有階級以及所有剝削關系中💪🏻🙆🏼，它是現代公民社會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威脅到整個人類的問題🙈，因而或多或少地要改變所有人的生活需求和生活習慣。

（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復興？

在德國主流社會學中6️⃣🌟，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長期處於邊緣地位。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加劇😵，“無產者回歸與無產階級狀況”、“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階級與性別關系”等議題備受德國學者關註。如B.迪特裏希(Ben Dieterich)說，在德國⏱，階級分析與克服有產者—無產者對立的階級模型聯系在一起，“目的是為了將現實社會模型解釋為符合趨勢的或完全的去結構化”📰。

在“當前工人階級：德國階級分析規劃項目組”2006年度工作會議上👨🏿‍🎤，德國政治學家E.利貝拉姆(Ekkehard Lieberam)宣布，本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電子技術革命後工人階級內部變化對階級分析的影響以及階級形成與階級意識問題。他說🔲🚣‍♀️，如果不觸及統治階級內部轉變🤢，就無法研究工人階級自身狀況⚔️，因而不應僅僅從結構理論，更應從政治學角度分析階級形成的原因🍗。W.澤普曼強調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在於討論工人階級是否是“不斷變化的主體”。他指出♝，在今日德國，盡管藍領工人在全部從業者中所占比重急劇下降(占15％—20％)，但工薪階層出現了“再無產階級化”，而且整個社會兩極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形成了“新無產階級”或曰“下層階級”🏆。因而，德國共產黨人Ｍ.索恩(Manfred Sohn)認為，對大多數從業者來說，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概念🤏🏻，已經成為過時的🔁、與自己不相幹的東西。如果借用英語中“Working class”概念，將工人階級重新定義為“工作著的雇傭階級”🫶🏽，則會引起更多人關註。R.明德爾(Renate Münder)則重提列寧的“工人貴族階層”概念🎡，希望以此解釋工人貴族階層的獨立化趨勢。

這樣🕵🏻‍♂️，階級分析就必須研究政治意識結構、政治行為結構及其矛盾形式，揭示政治統治方式🤾🏿、政治鬥爭形式的重要變化，特別是“分析現實權力形式與依賴性，闡釋社會不平等原因及其特有動力，揭示統治陣營與霸權關系掩飾下的社會關系”。D.鮑裏斯指出，作為批判的社會結構分析的必要要素，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還原的♒️。在兩個維度之間形成的必要張力🐇，產生於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生產力飛躍🧑‍🦽‍➡️、階級關系變化以及階級要素不斷再結構化。因而🙇🏽，盡管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性，但只有與社會結構分析、社會不平等問題🧝、女性主義問題👼🏼、族群問題等研究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才具有生命力。

結語

1.今天，德國學者為什麽還要關註階級問題🐖？這不外乎兩個層面的原因🖋：一是社會現實層面。大致說來，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時期💼🏊，而壟斷資本主義又可以分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跨國壟斷資本主義兩個階段🥪。那麽🌾👱，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什麽“主義”？德國學者稱之為“金融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金融市場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終結了“意識形態終結論”，使得階級概念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閾中。二是社會理論層面⁉️。傳統的階級概念需要更新👈🏆：(1)階級概念在馬克思那裏是有差異的，例如在《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與霧月十八日》以及不同於《資本論》的其他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階級”的界定是不同的；(2)諸如女性主義等思潮對馬克思的階級概念、階級理論的批評🔊，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德國學者不得不關註階級問題。

在圍繞階級問題的研究中😑，主要涉及階級結構變化、階級概念、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等問題。如Ａ.萊澤維茨從不同維度考察階級結構變化👨🏽‍✈️，F.德佩、J.比朔夫則爭論“中產階級崛起抑或萎縮”，考察新中產階級興衰以及21世紀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L.彼特與D.鮑裏斯♔、P.羅默在“告別還是重新接受階級概念”問題上針鋒相對🏌🏻‍♀️；H.G.貝勒強調階級感受優先於階級意識；S.赫爾克默、U.克雷默🏌🏼、E.哈恩分析階級概念的政治化趨向👍🏻；H.諾伊貝爾特不僅分析政治理論中的權力與階級問題⏰，而且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反思；E.利貝拉姆分析雇傭勞動者的權力與無能為力🥂；H.G.蒂恩、W.澤普曼討論“已逝去的”或“被否定的”德國工人階級；H.舒伊討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利益與市場關系；Ｍ.施泰因呂克研究階級與性別關系；J.戈爾德貝格討論工人階級與革命主體關系🏓；J.比朔夫探討追尋新的階級合作社會基本共識的可能性♻。

在此過程中❓，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的批判性反思得到了推進。如U.克雷默以重組中的階級為線索，思考階級理論與階級政治的現實性問題；H-P.布倫納從歷史角度闡發德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理論的接受和應用🍹，處於“告別無產階級”與“重新發現無產階級”之間，討論危機中的階級理論與階級意識；W.澤普曼、H.G.貝勒論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現實性，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出現了“復興”；Ｋ-H.洛特則以多元世界為題界定全球階級分析的問題域。

2.階級結構變化是階級問題研究的出發點🧑；中產階級問題是階級結構變化研究的關鍵。德國學者大都承認今日德國的階級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這基本上符合德國社會現實和階級狀況。但在中產階級問題上🦈💇‍♀️，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中產階級崛起或中產階級萎縮。這些觀點各有一定道理，從某個側面反映了德國社會現實和階級狀況；但根據經驗觀察和理論研究，筆者更傾向於“中產階級崛起”的觀點。當然💍，德國學者關於“中產階級細分”、“知識分子分化”的分析和結論，是比較切合實際的，盡管這不太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在階級社會中🛒，不僅存在著階級結構區分，在各個階級內部還存在著階層區分。所謂“階層”，一是指在同一階級內部🙅，因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生存方式等不同而區分的社會集團👩🏿‍🦳，例如奴隸主階級內部有貴族奴隸主和工商業奴隸主之分，資產階級內部有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之分💘。二是指不同階級中從事某種共同活動的成員🦀🦸。例如不同階級中的知識分子，作為腦力勞動者階層🚑，是依附於不同階級、為不同階級服務的——然而，正是德國社會現實和階級狀況的變化🎅🏿，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方法既提出了新的挑戰🛡，又為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3.階級概念👩🏻、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現實性問題，是階級問題研究的核心所在。從總體上看🤦‍♂️，德國學者在告別還是堅持階級概念、“經濟階級”抑或“政治階級”的選擇、階級意識與階級感受的區分以及社會鬥爭與階級鬥爭🧤、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關系等問題上，都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新觀點，至少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新見解🧑🏽。這些新觀點🌘、新見解，盡管不太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但卻是德國學者對當今德國社會現實和階級狀況認真考察、仔細診斷的結果。對此✒️📁，我們應當嚴肅地看待、具體地分析👱🏽‍♂️✤。

不論“告別階級概念”還是“重新接受階級概念”，論戰雙方都言之鑿鑿，各執一端。要指出論戰雙方的相同和歧異並不困難，關鍵在於對階級概念的理解。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就是對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不同而形成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社會集團或人群共同體🐾。從根本上說，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但許多德國學者將階級理解為政治範疇。對於這種做法，我們不能簡單地判定對錯，而是要通過深入的實際考察和理論研究而尋求答案。

另外，德國學者普遍承認，在21世紀的新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核心地位——G.瑟爾鮑姆的這個說法得到了F.德佩等人的首肯，也得到了D.鮑裏斯等人的認同。在筆者看來，隨著德國中產階級崛起，藍領工人在全部從業者中所占比重下降👩🏼‍🦱，工人階級確實已經喪失了核心地位。這從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主導者和主力軍不是“工人階級”而是“中產階級青年”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到證實。至於W.澤普曼所說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在於討論工人階級是否是“不斷變化的主體”☆，H.諾伊貝爾特談到的“鬥爭主體多元化”以及今日主要是為經濟利益而進行“階級鬥爭”，都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4.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批判性反思與階級分析的“復興”，是階級問題研究的目標👰🏻。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的現實性問題📴👷🏼，不論德國學者的具體態度如何🏌🏻‍♂️，他們都是基於社會現實的認真觀察和理論思考，都抓住了事情的某一個側面🌥。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某些片面性。總的來說，他們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是沒有性別關系的階級理論的判斷，認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只有與社會結構分析🪓、社會不平等、性別💄🚵🏿‍♀️、種族等問題結合起來♒️，才具有生命力等說法⛹🏻‍♂️，基本是正確的👨🏼‍💻，是具有啟發性的。

總之👫🏻，盡管德國學者關於階級問題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有些甚或是錯誤的🪽，需要具體分析✶，但他們對於階級問題的關註和探討是值得肯定的，不僅涉及許多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而且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值得認真對待的新觀點、新見解。這不僅有助於了解、把握當今德國階級問題，而且有助於人們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